参考消息网7月21日报道 外媒称，中国城市登记失业率多年来在4%徘徊。这一稳定的比率可以在经济上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

据瑞士《新苏黎世报》网站7月19日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三位经济学家林衛基、刘小光（音）和阿尔弗雷德·席普克哈本担当起这一任务。三位经济学家的结论是，在中国经济增长和失业率之间的联系比在大多数经济体明显小得多。正常来说，经济困难时期失业率会上升；经济繁荣时就会有更多人找到工作。但是在中国事情并非如此，因为这里有两个关键的杠杆，通过它们可以在危机时期（似乎是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那样）对就业市场的状况进行调控。

报道称，首先，大量的外来打工者在经济困难时期起了缓冲作用，减轻了城市负担。据称2008年和2009年金融和经济危机期间，有2000万到4500万农民工回到他们以农业经济为特征的家乡，在家人的身边等待城市就业形势的好转。这一数字也显示，来自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往往未经培训，因此在困难时期他们也是首批受到影响的人。

除农民工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会在必要时，为中国就业市场减轻负担，那就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对于经济困难时期的反应不是解雇员工，而是履行社会职能：它们继续雇佣多余的人员，并借此来缓解就业市场的压力，以避免社会关系紧张土壤的滋生。

报道称，这也显示，大量国企因为北京和地方执政者的指导路线而距离企业经济学的现实有多遥远。国有大企业必要但一直被拖延的改革要完成起来变得越来越困难、代价也越来越高昂。这一现状妨碍了经济的转型，而不是推动它的进行。

龙洲经讯认为，中国适龄工作者人数近年来在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强劲，农村地区的额外人力供应趋于结束，作为这两个因素的后果，近年来工资增长已经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和生产率的增长。中国劳动力与国际相比已经变得昂贵，因为这个原因劳动密集型行业已经面临巨大问题。

报道称，未来几年，因为潜在劳动力的减少，这一发展将进一步加剧，并可能推动执政者希望看到的中国国民经济（从工业生产向加强服务）的转型。尽管国有企业改革停滞不前，但中国走在一条良好的道路上。服务行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目前超过了工业，第三产业增长比第二产业强劲。与此相对应，服务业自2008年来平均每年制造新就业机会900万个，而据龙洲经讯的数据，曾经占据主导的工业所制造的新就业机会“只有”500万个。

由于进入服务业的更多的是相对于老一代而言接受过更好培训的年轻劳动力，因此经济进一步增长的话，工业的调整压力就将增大。这促使中国计划在未来几年内跃升为世界最大的机器人使用国，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中国制造2025》暗示了这一发展方向，它提出10个国家要推动的行业，其中就包括了机器人行业。使用机器人将有助于工业继续保持中国经济支柱的地位。

报道称，尽管如此仍存在下面这个问题：目前已经在从事工业生产的就业者要如何应对这一结构性的转变。建筑工人是天生的服务业人士，或者能满足工业不断提高的要求，这样的想法都是令人质疑的。（编译/赵涟）

资料图片：中国石油西部管道公司员工在伊霍煤制气管道工程伊宁首站检查管道设备（2013年6月18日摄）

参考消息网7月10日报道 英媒称，中国最大的移动通讯运营商中国移动开展反腐倡廉集中教育活动，要求关键岗位人员签订廉洁从业承诺书，而他们的家属也被要求签订家庭助廉承诺书。

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7月8日报道称，中共反腐的组织机构中纪委监察部在7月8日发布消息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的反腐倡廉教育月活动所覆盖的经理人员超过90%。

报道称，2015年早些时候，中国移动开始接受中央巡视组的反腐专项巡视。中纪委的消息显示，在过去四年中，每年4月都是集团进行反腐倡廉教育活动的月份。

中纪委声明称，在2015年的反腐教育月期间，中国移动有76.18万人次参加各类教育活动，包括参观监狱、旁听法院庭审，以及观看教育影片1373部。

该声明引述教育活动领导人员称，有关方面“组织关键岗位员工签订廉洁从业承诺书，组织领导人员和关键岗位员工家属签订家庭助廉承诺书”。

此外，反腐教育范围还部分扩大至供应商。

此前在5月，中国媒体报道，在中央巡视期间，中国移动全集团立案23起，移交地方纪检监察机关或司法机关8人，给予党纪处分12人，政纪处分10人，组织处理18人。

报道称，在2014年，中国另一家大型移动通讯运营商中国联通在接受中央巡视之后，多名高层人员涉嫌贪腐被调查，其中包括两名高管——中国联通网络分公司原副总经理兼网络建设部原总经理张智江，以及中国联通信息化和电子商务事业部原总经理宗新华。

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反腐行动，在多名党政机关高官因腐败落马之后，中纪委表示在2015年将把反腐重心放在国有企业上。

参考消息网6月3日报道 外媒称，在中国政府推进的“一带一路”构想之下，中国的大型国企正迅速进行合并：销售额居于世界前两位的铁道车辆公司本月内将正式合并。中国的“走出去”战略正在进行重组，基础设施行业成为先导，“巨型国有企业”恐将横扫整个世界的基础设施市场。

据日本《东京新闻》6月2日报道，此前，中国政府选定120家最大的国企作为“央企”，而今后央企的范围将缩小至40家。这是为了避免国有企业同行在海外形成竞争。

但也有意见认为，如果进军海外失败，这些大型央企和国企对国内市场的垄断将进一步加剧，并将妨碍国内民间企业的成长。

报道称，总部都设在北京的铁道车辆公司中国南车集团和中国北车集团6月份将正式合并。据几家经济类报纸报道，合并后的企业将命名为中国中车集团，员工约达17万人，销售额将超过300亿美元，相当于包括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斯通、日立制作所在内的几家大公司铁道业务的销售额总和。

【延伸阅读】“工业4.0”，中国企业要向德国企业学什么?

斯坦福博士讲述克恩-里伯斯的中国故事 周建琳 摄

中新网南京5月19日电 题：“工业4.0”，中国企业要向德国企业学什么？

记者：周建琳

一个德国“工业4.0”概念，在中国市场上又掀起了一股学习德国企业的热潮。中国企业到底要向德国企业学习什么呢？

以发现江苏太仓闻名中德两国间的斯坦福博士18日接受采访时称，“工业4.0”概念完全不是新的东西，创新发展，就是每天要进步！

倔强的“工匠精神”

见到斯坦福博士的时候感觉他改变了大家对德国人的刻板印象，一位非常幽默的长者。

在江南小城太仓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1993年，德国巴符州议员、全球著名弹簧生产企业克恩—里伯斯公司总裁斯坦姆博士第一次来到太仓，就被这里安静、清新的环境所吸引。他“试探”着在太仓投下了50万马克，创建了第一家德资企业——克恩-里伯斯(太仓)有限公司。

22年后的今天，行走在克恩-里伯斯太仓工厂里，那是一个弹簧的世界。这里专营各种高科技的弹簧，产品供给舍弗勒、博世、德尔福等汽车行业一级配套商，并已进入竞争激烈的中国高铁用弹簧市场。它生产的汽车安全带卷簧，占全世界市场的70%。

斯坦福博士说，在德国，由于坚持专业精神，力求在行业内做到极致，德国中小企业普遍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研发，克恩·里伯斯也如此，126年来把弹簧做到像奢侈品。

“德国制造”人才过硬

德国制造业在国际上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大到精密机械，小到厨房用具，德国产品不断被世人冠以“最高工艺”的封号。斯坦福博士说，德国制造，人才最贵。

回忆起10多年自己坚持要建人才培训中心的情景，斯坦福博士幽默笑称自己脑子真好。

2000年，在中国经历了最初几年的快速发展后，克恩-里伯斯深感急需那些符合企业要求、动手力强的技术工人，因此，斯坦福博士创造性地提出要将德国“双元制”职业技术教育理念引进中国。

这一想法在企业内部被否定了，因为当时克恩-里伯斯一年只需要5、6个工人，建培训中心三年培养太浪费钱了。但斯坦福博士认为这是必须的，“德国制造”过硬的基础是人才过硬。

一年后，由克恩里伯斯牵头的中国首家德资企业专业工人培训中心正式成立。

从太仓出发，克恩-里伯斯已在中国建立起了8个分支机构，中国工厂人数超过900人。业务范围也从单一的弹簧产品，扩展到现在的汽车零部件、纺织元件等五大类。斯坦福博士认为该培训中心功劳最大，自己培养的员工对企业有认同感。

对中国抱有信心

当初被斯坦姆博士偶然发现的太仓，如今已成为“中国德企之乡”。这里聚集着220多家德资企业。今年1至3月太仓德企增资1441.59万美元，去年同期1026.71万元，同比增长40.4%。

随着中国步入经济转型调整期，其是否还能保持高速经济增长成为全球关注焦点。

对此，斯坦姆博士接受采访时说，7%仍是一个很高的增长，中国仍明显高于世界大部分地区。中国地域辽阔，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快，但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发展空间很大，对于德国传统企业来说，中国市场仍然很大。

18日，斯坦姆博士再次来到江苏太仓，参加扩建新厂落成典礼。他说，没有什么比新厂建设更能代表自己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在斯坦姆博士看来，“中国机遇”在自己女儿的眼中。1998年女儿来到太仓公司实习了3三个月。三年前，女儿鼓动丈夫来太仓投资。如今，斯坦姆博士的女婿，比恩·施罗尔先生成为了克恩·里伯斯与BRANDGROUP共同投资的毕克礼斯精密部件(太仓)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我30岁的时候一心要往美国跑，女儿30岁的时候却一心往中国跑。”斯坦姆博士说这是两代人的“区别”。(完)

（2015-05-19 15:28:01）

资料图：企业招聘会  中新社发 张道正 摄

中新网4月22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22日刊文关注中国一些国企的离职现象。文章分析，无论“离职潮”会不会出现，影响程度有多大，对中国来说都是一次关注、研究国企市场化轨道的机会。真的不失为一件好事，利大弊少。

文章摘编如下：

离职消息首先来自于银行。如中国上市银行之中薪资最高的高管——中国银行信贷风险总监詹伟坚离职、苏州分行行长朱韬跳槽至华瑞银行任行长等。其他一些金融机构、国企，也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一些高管离职的现象。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国企、特别是央企，真的出现了高管“离职潮”呢？高管们离职，是否真的都是因为限薪呢？

业内人士认为，尽管出现了一些高管离职现象，但是，说到离职潮，可能结论下得有点早了。一位参与限薪政策讨论的人士就曾向媒体表示，在制订限薪政策前，就已经进行了深入调研，由于年龄和适应能力以及市场需求不旺盛的影响，央企管理层“离职潮”暂时难以出现。

暂时，显然是一个很模糊、很难以说明问题的答案。实际上，暂时也好，永远也罢，离职在市场经济下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了。相反，像国有企业这种将人员“固定”下来的状态，反而不利于人才作用的有效发挥，不利于企业的健康运行，尤其不利于核心力的提升。

要知道，跳糟到其他企业的国企高管、技术人员等，绝大多数都能够展示出高得多的才能和价值，创造出高得多的效益和影响力。

薪酬水平的控制，一定程度上使现有的利益平衡被打破了，远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的综合效益也受到了一定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部分高管选择离职，也就是十分正常的事了，不需要过度解读。事实上，近年来国企的人才流动、离职等并不罕见，只是没有出台限薪政策，没有受到外界关注。

如果中国国企真的掀起了“离职潮”，倒不失为是一件好事。首先，它能让中国国企也具有更强的危机感和紧迫性。毕竟，市场经济下，竞争是保持企业生命最主要的因素之一。没有竞争，就没有生命。

其二，可以倒逼企业加快改革步伐。如果国企真的出现了“离职潮”，自然能够推动企业加快改革步伐，建立真正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

再者，可以更好地引起决策层的关注和重视，并制定更加合理的政策。因为，在“离职潮”没有正式形成前，谁也无法预料到底会出现怎样的景象。因此，无论“离职潮”会不会出现，影响程度有多大，对中国来说都是一次关注、研究国企市场化轨道的机会。

最后，如果真的出现了“离职潮”，对现有人员来说，也是一种压力与机遇。要么通过努力成为有能力和水平的人，要么逐步被淘汰。不然，在离职人员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企业也会更加重视人才的使用。无能力者，自然会被边缘化了。

对整个市场来说，只有国企的人才也能真正流动起来了，整个市场的竞争环境也才能得到真正优化，全社会健康、有序的人才流动格局才能形成。

国企出现离职、跳槽增多的现象，真的不失为一件好事。(谭浩俊)

（2015-04-22 11:1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