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国时报》7月24日社论指出，台湾短短一周发生4起虐童事件，受虐儿童竟然两岁都不到就丧命，加害手法从摔死到闷死，一件比一件凶残，很难想像怎能对童稚的笑颜下此重手？加害人泯灭天良，追查祸因包括酗酒、嗑药、吸毒、单亲、年少产子等不一而足，相互加成之下，愈敢恣意妄为。我们这个社会究竟怎么了？应如何及时救援受虐阴影下的孩子？

过去10年，台湾因少子化，幼龄人口减少了两成，虐童案件却反向增加近4倍，平均每16分钟多就有一起虐童案件通报，一年有近两万孩童在恐惧的阴影下啜泣。相关的研究指出，3成受虐儿长大后会虐待自己的孩子，少年犯有7成年幼时曾遭到虐待；面对日益扩大的“冤冤相报”潜因，我们显然迟钝。

“保护儿童安全成长是国家、社会的责任”这句挂在嘴上的话，在台湾“立法院”制订儿少法、“内政部”成立儿童局、前年儿童局改隶“卫福部”时，都曾一再宣示。遗憾的是，儿虐事件却直线上升，显示现行法令与体制都存在严重的缺失。包括公共部门救援体制进场时间太慢、社工系统士气低落，地方政府不重视儿虐都是。

台湾公共部门社工系统的救援行动，现况是待加害人入监后才发动，而且还是被动介入。之前，加害人的未婚产子、嗑药、酗酒等潜在虐儿诱因滋生之际，政府只旁观不行动；即便触法遭查缉、送办，也需要治安及司法单位回应，否则没有社工介入的空间；直到加害人入监，关系人表达需要社工系统协助，社工人员才有使力的空间。从受虐到安置的巨大时间差，受虐儿早陷于危境。

对于不幸的儿虐事件预防当然重于后续救援，但公共部门介入时间的迟滞，能发挥的作用，局限在不幸事件发生后的辅导、安置与防范遭二度伤害，这样的局面与其责怪社工，不如说整个政府都不重视儿虐事件，警政、民政、教育及邻里等第一线触觉不够敏锐，不做通报，社工没有管道得知孳生中的儿虐事件。

针对台湾当局处理儿虐案件的触角迟钝，推动修法落实儿童权益保障有其迫切性，至少介入时机可以提前到加害人触法送办那一刻，不是缠讼定谳入监后才启动；治安及司法单位应主动访视加害嫌疑人家中儿少的生活与照顾状况，若发现有受虐的可能，第一时间就通报社政单位启动救援及安置工作。若等到加害人入监、或通报后才启动救援，等于是坐视、纵容儿虐事件发生。

社工系统士气低落早不是隐忧，因而即使社工获得讯息强力救援，也极可能少数几案后热情即消磨殆尽。现况是，只要有儿虐事件发生，社会普遍认为“都是社工的错”，不去深究法令死板的进场限制，以及有“触须”的基层人员通报迟钝。工作极端繁重，还得承受全盘指责，士气低落是必然。

工作繁重、薪水低之外，社工不为外人知的是需承受巨大的安全风险：高达9成以上的社工曾遭恐吓、跟踪甚至攻击，人身安全随时存在隐忧。看到负责救援的幼儿变成冰冷的尸体，社工的冲击远甚于社会大众，还要承担巨大的压力与风险，除非有过人的勇气，社工系毕业生心生畏惧、亟欲转调他职，可以理解。一如受虐儿，社工的境遇也被形容为“折翼天使”。

正因此，负责儿少保护的社工人员要求至少两年资历，绝大多数的县市无法达成此一条件，有些农业县甚至只有3成儿少社工符合资格。年轻、身心尚不成熟，面对难度极高的儿虐事件，能够发挥多大效用，可想而知。

1999年因为一起凌虐后弃尸的重大儿虐案件，台当局“内政部”迅速成立儿童局加强儿少保护；2013年以非关儿少保护的“组织再造”理由，裁撤儿童局业务改隶“卫福部”两单位分掌。“卫福部”能否提升儿保功能？或许还需要再观察，但儿少保护预算极端偏低，竟不到社福总预算百分之一，却是不争的事实。

地方政府是儿少保护第一线，遗憾的是，儿少没有选票，绝大多数县市对儿少保护业务都冷漠以对，预算少是必然，社工访视遭虐儿童请求警力支援也多遭拒绝；规定安置的受虐儿每个月都需访视，有的县市竟然1成都没做到，救援工作连半套都算不上。

文章最后说，台湾儿虐案件一再增加是社会的耻辱，难道台当局、社会要让耻辱恶化为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