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7月28日报道 西媒称，城镇化问题是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顶层设计中的关键进程，也是关系到中国未来变化的主要关键日程之一。

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7月23日报道，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城镇化一直存在于中国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日程当中，李克强担任国务院总理以来更是如此。他一直在推动城镇化议题成为中国现代化和改革进程的核心元素。

城镇化对中国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规模和对城市的影响，更在于城市对国家需要优先解决的众多问题，以及对领导人和公民产生的深远影响。

城市管理将对很多重大问题产生直接影响，包括环境、社会公平、农民工的现状、农村土地征用、公共服务的完善和增加、基础设施、城乡平衡、食品安全、地方政府债务、人口失衡，以及城市在寻求以个人消费为基础的新发展模式的进程中所应扮演的角色等。

此外，中国正在将城镇化的话题往国际性的议程和优先事项的方向推进。中国政府发展了一种“城市外交”，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传统意义上城市与城市间的合作，以缔结友好城市为主要做法，中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这对于中国加强或进一步推动与某些国家的双边合作来说至关重要。最突出的案例就是印度。2014年以前几乎没什么中国城市与印度城市缔结过友好城市合作协议，此后却一下子签署了多项协议。其中一些在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印期间签署，还有一部分于今年印度总理莫迪访华期间签署。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近年来逐渐将城镇化问题当中的城市合作纳入到与其他国家或跨国机构进行双边合作的核心议题中。今天，城镇化问题已成为中国与欧洲国家，以及印度和拉美国家发展合作的关键话题。这种基于城镇化进程的国际行动，让中国找到了与越来越多的国家进行务实和互惠合作的广阔领域。

随着中国积累了日益丰富的城镇化管理经验，与其他国家的城市合作也日渐扩大。如果说合作的初衷是为了学习其他国家好的做法，那么今天，中国已经能把这种合作列入出口创汇的行列，目的是让自己的企业和经验成为其他国家参考的模板。还是以印度为例，中国和日本在印度展开竞争，都想要在印度打造100座智能城市的规划中占得一席之地。

这一新动机清楚地表现在2015年6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论坛中。中国在论坛上明确表示愿与欧盟加强城镇化合作，并表示中国在基础设施领域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希望欧洲在城市升级改造中为中国企业的参与提供更多便利。

总之，城镇化问题正在成为中国政府的优先事项，也已成为中国与许多国家发展双边关系的核心组成部分。未来还将如此，因为中国政府强调了城市在其“新丝绸之路”计划中的核心作用。必须注意的是，该计划也强调了沿途所有国家的主要城市不可或缺的作用。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城镇化一直存在于中国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日程当中。（资料图片）

【延伸阅读】戴德梁行陶汝鸿：中国城镇化如何避免睡城？

“城镇化而言，房地产只是其中一环，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小的一个环节。”戴德梁行香港区董事总经理暨北亚区策略发展顾问部主管及高级董事陶汝鸿今天在亚洲金融论坛上说，他们研究过很多新城案例，“如果要成功打造一个新城，需要有很多配套做支持”。香港的经验如此，国际许多案例也如此。

但目前在国内，尤其是在二三线城市的城镇化，“土地的城镇化要比人口城镇化快得多”，基本上所有的配套都不能配合，陶汝鸿认为，这是出现所谓“鬼城”的重要原因。

按照规划，从2013年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则要达到70%，城市则要从102个增加到220个。这意味着每年大约有1700万人要迁入城镇，每年要生产出2.2个香港出来。截止2013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是53.3%，而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等成熟国家的相应数据分别是83%、81%、80%和92%。

上述差距，意味着中国的城镇化空间还很大；但同时中国对城镇化速度的要求，也比西方国家要快。以美国为例，城镇化率从53%上升到70%用了40多年，而中国则只计划用17年时间来完成这个进程。“我并不是说不可能，而是要每一个环节都要配合好。”陶汝鸿认为，需要做好以下十点的配套：

首先，新城里的土地利用，要有一个总体规划；

其次，农村土地拆迁，以及赔偿制度，要有一个很好的基准。比如可以学习香港，设立一个股价制度来作为赔偿的基准？

第三，融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即新城建设的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第四，国内的房地产开发商还是要以需求来带动开发，而不是政府需要建甲级写字楼、要建豪宅就去做。如果这样做，就可能做出数量、质量与需求不符的产品，造成空置率很高，出现鬼城现象。

第五，有没有产业规划？把人引进去，这些人要有就业的机会，就需要有产业。

尤其是需要有协调的产业发展概念，比如现在规划的新城超过400个，每个都说自己要做高科技；现在号称要做高铁新城的也有三四十个，这里面的产业冲突怎么协调？

第六，交通体系如何规划？提高交通系统效率，这是城镇化非常重要的因素。

第七，水电气等基础设施，学校、医院等配套设施，是否有规划？不能只建设住宅。

第八，新城如何营运？现在很多新城政府就是盖房子，盖好就卖掉。但盖好房子只是新城刚开始的阶段，如何管理让它升值，才是更重要的。

第九，新城建设需要有推广计划。新城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是卖地，有没有卖点很重要。

第十，对开发的不同环节，要有一个整体的时间表。很多地方，在建基本社区前先建豪宅、建甲级写字楼，这个时间表是不对的。

（腾讯财经 杨杨 闫铮 发自香港）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2015-01-20 16:48:04）

【延伸阅读】中国湖泊生态环境因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面临严峻考验

新华网南昌１１月２１日电（记者吴锺昊 沈洋 陈春园）“中国湖泊保护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ＧＤＰ增长的冲动和造大城市的冲动。”２０日开幕的第十四届世界生命湖泊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孟伟一针见血地指出，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致湖泊生态环境面临严峻考验。

《２０１３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中国国家重点监控湖泊中，水质为污染级的占３９．３％。３１个大型淡水湖泊中，１７个为中度污染或轻度污染，白洋淀、阳澄湖、鄱阳湖、洞庭湖、镜泊湖赫然在列，滇池水质重度污染。此外，大量天然湖泊消失或大面积缩减。

孟伟介绍，中国城镇饮用水５０％来自于淡水湖泊，工农业总产值的３０％来自于湖泊流域。随着湖泊流域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特别是近年来种植养殖业、旅游业、采矿业以及沿湖工业和城镇化不断发展，保护‘一湖清水’的压力将越来越大。

江西省水利部门有关负责人纪伟涛介绍，近十几年来，受气候变暖以及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蓄水运用影响，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的水文节律发生变化，连续出现枯水时间提前、枯水期延长、水位超低、旱情加剧等现象，部分水域水质下降。这导致枯水期的鄱阳湖部分沿湖居民饮水困难，渔民捕获物剧减，船舶无法正常通行，鄱阳湖湿地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面临威胁。

面对愈发严峻的湖泊保护现状，中国政府提出了更加先进的治理理念和更加完善的治理方案。近日，中国刚刚启动了良好湖泊保护计划，提出为保护湖泊生态环境，将对３６５个水质较好湖泊进行保护，让中国的湖泊水质保持在三类以上。

江西省山江湖开发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戴星照认为，开展水质较好湖泊生态环境保护，折射出国家湖泊治理的思路有所调整，即既要治劣、更要保优。此举有利于扭转过去污染越重越能得到重视、越能得到国家财政支持的“逆政策效应”，有助于避免重走太湖、滇池等多个湖泊“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然而，要解决工业化、城镇化与湖泊保护之间的矛盾，不仅仅要依靠污染治理，更需要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探索出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对此，中国各地不断展开探索，积累经验。

江西省推行的“山江湖工程”，以“治湖必须治江、治江必须治山、治山必须治穷”的理念，把鄱阳湖流域的山、江、湖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进行统筹规划、综合治理。在发展生态农业的过程中江西创新出多种模式，其中“猪－沼－果”立体农业模式以高效、环保的特点，被农业部作为南方生态农业有效模式向全国推广。

江苏太湖水污染防治办公室副主任张利民博士介绍，在经济发达的太湖流域，为了控制工业污染，累计关闭化工企业４０００余家，关停重污染及不能达标排放企业１０００余家，工业企业提标改造２０００余家。

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中国政府也在不断反思和回头看，逐渐认识到生态文明对于中国未来城镇化的意义。

２０１４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明确新型城镇化建设要坚持生态文明、绿色低碳原则，把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镇化进程。合理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扩大城市生态空间，增加森林、湖泊、湿地面积。

孟伟认为，新型城镇化的“新”就体现在强调城镇化要赋予城市以“灵魂”，这种“灵魂”就是城市与自然的有机结合。他指出，中国的城市建设还存在“摊大饼”的现象，但从环保角度来看，城市建设要与湖泊保护的目标相衔接，不能简单地将城市做大，而不注意与自然的和谐。

（2014-11-21 19:50:07）

图为中国某城市的新建住宅小区。(资料图片)

参考消息网10月20日报道 外媒称，中国官方媒体10月18日报道，中国将加快一系列改革试点措施，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动城镇化建设。

据埃菲社10月18日报道，中国农业部一名高官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中央刚刚通过的改革试点方案致力于探索发展多种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形式，更好地保护农民权益。

报道称，在中国，可用于市政建设的土地属于国家，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民有开发权，但不能直接买卖或抵押，这就将农民绑在了土地上，阻碍了从农村向城市的移民流动。

此外，这种情况也导致中国的农民处于非常脆弱的境地，因此，去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主张推动这方面的改革，但目前尚未实施。大会通过的文件指出，应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中国农业部高官认为，关键在于加快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与此同时，有条件地开展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有偿退出权和继承权试点。

这位高官说，改革试点将兼顾东中西不同区域，选择若干有条件的县（市）为单位开展，试点工作在2017年底完成。

中国的城镇化计划是政府促进中等收入阶层形成、拉动内需和减少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依赖性的计划组成部分。

（2014-10-20 09:31:00）

10月7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执行主任霍安·克洛斯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在中国上海即将迎来联合国首个“世界城市日”之际，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霍安·克洛斯在内罗毕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堪称典范，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政策对全球城镇化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新华社记者周晓雄摄

10月7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执行主任霍安·克洛斯（左）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在中国上海即将迎来联合国首个“世界城市日”之际，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霍安·克洛斯在内罗毕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堪称典范，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政策对全球城镇化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新华社记者周晓雄摄

（2014-10-08 12:11:25）

图为会议现场。 吴洪 摄

中新网杭州9月2日电 ( 谢盼盼 吴洪 邵晓鹏)9月2日上午，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主办的“城乡贫困联系”国际政策研讨会在浙江杭州召开。会上，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在探讨城乡贫困的内在关系时提出，中国城镇化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GDP，而是为了让人民生活的更美好。

这次研讨会有来自亚洲十国和国际发展机构的近百名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就城乡贫困联系及如何发展以人为本的宜居城镇展开讨论。

按照新的扶贫标准，中国仍然有8249万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贫困问题依然严峻。

目前，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洪天云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还有较大的空间。

他还表示，中国政府正在通过新型城镇化进一步增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能力，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中国搞城镇化不是为了GDP，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美好。”洪天云用一句话概括城镇化的根本目的。洪天云坚持认为，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会使更多农民通过转移就业提高收入，通过转为市民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

从世界各国多年来的历史经验看，城镇化是缓解城乡贫困的一条重要途径。城镇化可以创造巨大的需求空间，对缓解贫困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世界各国的经验也表明，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也会出现贫民窟，失业率升高的现象，给城市管理、交通、环境带来新的压力。

他指出，在城镇化进程中，需要解决好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产业发展和就业问题。城镇化是一个人口聚集的过程，人口聚集需要产业发展和创造就业机会。二是城市空间优化布局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此外，还要处理好城市经济发展、资源利用和环境承载能力的关系。推动城镇化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另外，也要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曾就职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曼谷分部的YAP Kioe Sheng也认为，解决好亚洲大城市及小城市的贫困差异，才能促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否则在发展过程中会造成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完)

（2014-09-02 16:3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