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世界报》网站7月20日发表了乌韦·施密特的题为《纳粹将其蔑视的“黄种人”变成“荣誉雅利安人”》的报道，编译如下：

在纳粹德国的战争机器于欧洲崩溃的70年之后，战争期间常住德国的约500名日本人和40多名德日混血儿的遭遇或许只不过是历史的注脚。在纳粹政权统治下，他们被夹在德日盟约和种族狂热之间的真空地带。明确的是，没有日本人在德国受到严重迫害。

在纳粹德国，“一等和二等日德混血儿”曾被民众不怀好意地讥讽为“荣誉雅利安人”，不得不忍受歧视和侮辱。他们被迫从事特定职业，不许加入纳粹党，在登记结婚时备受刁难。但他们倒也无须担心人身安全。总之，柏林和东京之间的政治联姻更像是一次毫无希望且并不愉快的订婚，并未留下遗产或深刻的印记。

尽管如此，这一小段历史也能给人以启示。它表明，纳粹政权根本没有能力根据现实政治来调整其种族理论的教条。每当涉及给予日本人和所谓的东方友邦“例外待遇”时，纳粹党徒、第三帝国的各级官员乃至希特勒本人都不得不面对难以自圆其说的意识形态问题和职能机关间的相互扯皮。这个残暴政权在这方面显得如此可笑。

在日本战胜中国（1894至1895年）和俄国（1904至1905年）后，德皇威廉二世曾大谈“黄祸”。画家赫尔曼·克纳克富斯受德皇委托创作了一幅油画。在画中，穿着罗马服饰的欧洲众神在手持火焰长剑的天使长米迦勒的率领下抗击漂浮在雷雨云中的佛祖。这幅油画的题目是《欧洲民族，捍卫你们神圣的财富》。由此可见，早在希特勒参加一战之前，白人至上主义就已经在德国兴起并广为传播。

资料图片：日本加入轴心国三国同盟条约签订仪式现场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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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在自传《我的奋斗》中将日本人划归“劣等民族”之列，但觉得他们比“在种族上等同于黑人的”中国人还要优越一些。希特勒之所以如此评价日本人，一方面是因为在他看来“犹太人”才是共同的敌人，另一方面则因为他对这个组织严密的国家抵抗“犹太人统治世界的阴谋”和战胜俄国并崛起怀有一种矛盾的敬佩之情。

1942年2月，戈培尔在珍珠港事件后记录到，“元首非常敬佩日本人”，但同时也对“黄种人对白种人”表现出的战争优势而“伤怀”。德国人和日本人都自诩为世界的统治民族。因此，双方的互不信任和在种族上的彼此蔑视使得两国结盟无非是为了相互利用而已。日本宣称，作为天照大神的后裔，大和民族的使命不是消灭“劣等”民族，而是驱使他们追随日本抗击西方殖民主义。

柏林、罗马和东京之间的轴心战略伙伴关系始于1936年的《反共产国际协定》，并于1940年由《三国同盟条约》最终确立。但这种伙伴关系从一开始就是战略的怪胎和意识形态的畸形儿。1933年10月，就在三国同盟建立的几年前，日本外务省还曾要求柏林就“种族问题”作出解释。当时纳粹政权认为，日本人无疑应划归“非雅利安人”或“有色人种”。

日本驻德大使称，这种政策可能引起日本公众对德国的反感。德国外交部当即保证将“预防”未来双方就此产生误会。但为时已晚。2起事件令东京作出反应：一是德国科学家奥托·乌尔班因有一半日本血统而被开除公职，二是德国学生在柏林打死了住友财团一名员工9岁的女儿。此外，日本报纸也曾报道纳粹政权歧视黄种人。

鉴于日本报界对德国的谴责，时任德国外长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觉得有必要正式道歉，于是轻率地承诺，日本人当然不会被德国视为有色人种。他说，犹太人和黑人在德国被视为“异类”，日本人则不然。他的这番言论传遍了世界。大概就在那个时候，“荣誉雅利安人”这个概念诞生了。但这个词从未出现在纳粹的官方文件中。“日本人”也从未作为纳粹的种族政策术语出现在官方文件中。

与日本人结婚的德国人和德日混血儿在纳粹德国仍然受到歧视。直到1937年，不断收到东京抗议的德国外交部还在提醒第三帝国的各级政府尽量不要破坏两国关系。外交官们主张用“犹太人”一词取代德国《种族法》中有诸多含义的“非雅利安人”概念，并建议纳粹政权至少在涉及日本名人政要时“顾及日本人的种族自豪感”。但纳粹政权始终没有对日本人的种族定位作出统一规定。直到政权覆灭，纳粹德国对待德日混血儿和德日联姻态度和作法都是混乱和随意的。（编译/王勍）

资料图片：1940年，时任日本首相的东条英机出席庆祝轴心国同盟庆祝仪式。（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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