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糖炒栗子的小老板方林富，一边是掌握处罚权的市场监管局，悬在中间的是20万罚款。近日，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缴纳罚（没）款通知书》送到方林富店里，上面确认“罚款人民币20万元，如逾期缴纳，每天加处罚款额3%（6000元）的罚款。”（3月24日《钱江晚报》）

这个炒货店老板冤不冤？从法理逻辑而言，杭州市场监管局的做法并无不妥。这笔20万罚款，的确是根据《广告法》中有关，限制用“国家级、最高、最佳”等词语的条款要求，而20万罚款已是其起罚点。

但从情理而言，一个卖炒货的小店，因为在招牌上用了“最”字就被罚20万元，让人感到一种强烈的不适。究其原因，其一，小炒货店并没有在大平台投入广告，反复宣传其“最好吃”理念，若论“受害者”，其实仅限于那些看到招牌并因此而购买的顾客。其二，这家小炒货店规模太小，店主并未因为这个“最好吃”的招牌获得巨额回报。

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但我们不能只对被管理者讲法，忽视监管者的法律职责。杭州市1998年已有《杭州市户外广告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一）擅自设置户外广告的，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以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以及“第三十三条第（三）项擅自更改批准的内容发布户外广告的，责令其停止发布，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不论炒货店的广告牌处于哪一种情况，我们都有理由追问一声，作为杭州市区户外广告的主管机关的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尽到了管理义务吗？

于此而言，破解此事所暴露的的法理与情理尴尬，亟需正视。就新《广告法》而言，禁用“国家级、最高、最佳”等词语，违者“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吊销营业执照。”有些过于模糊，因为就违法广告的覆盖面以及违法后果来说，小门店的广告牌与投放到媒体、大型互联网平台的广告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参考“罪刑罚”相适应的法律精神，相关细则亟需深化，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

而作为执法者，也该有一次落实新《广告法》精神的行动，通过依靠户外广告审批流程，向商户介绍相关法律内容，把好准入关。别总让舆论跑在前面，伤害了自身公信力。（叶倾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