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央日报》网络报6日发表评论文章说，新上任的台北市长柯文哲从选举尚未开始，就已经是媒体宠儿，一直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媒体争相报导的对象。这一切说明了，柯文哲现象属于一种另类现象，与当前蓝绿的政治人物都不同，所以才会受到青睐。柯市长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不少人都希望他谦虚，因为再聪明，也不可能事事都懂。

北宋神宗年间，冗兵、冗官及冗费问题困扰朝廷，王安石针对时弊，提出变法，只是最后功败垂成。根据相关资料显示，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原因有：第一，保守大臣与富豪均以新法违反祖宗法度及触动利益而反对；第二，一切开源措施形同聚敛；又因急于求成，朝令夕改，以及忽略现实环境，使得原本保甲法、免役法等利民措施反而成为害民之政，招致反对。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第三个原因是：王安石刚愎自用，不纳谏言，又忽视人事合作，使新政未能顺利推行；第四则是王安石任人唯私，党同伐异，所起用者多借新政营私谋利，使百姓怨声载道，种下败因。由此可见，变法失败非王安石的办法不好，而是既没做到人和政通，也未顾虑现实环境且操之过急，再加上刚愎自用、用人唯私，再好的办法也推动不了。变法失败不仅于止。

清光绪年间，洋务运动失败，甲午战败，列强强租港湾并划定势力范围，有识之士，均认为非作全面性的改革，实无法救国。光绪颇有改革意图，自其亲政后，虽仍受慈禧牵制，但有感内忧外患日亟，必须发愤图强，故接受康有为等的倡议，实行变法，史称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既称百日维新，意味着新政只实施百日即告失败。

维新变法失败的原因有六：一是光绪受制慈禧势力薄弱；二是受到甚多朝中保守顽固者的反对；三是支持维新者多为汉人，引发满洲贵族的疑惧；四是裁冗员等，直接影响朝中官员及士人的利益；五是维新分子文主张速变全变又缺方略，使新政陷于混乱；六是遭到以为可以夺取兵权之袁世凯的背叛。戊戌变法失败，同样是因为未做到人和政通，以及未顾虑现实环境且操之过急。

台北市长柯文哲继宣示“议员别想来关说违建”后再出招，下令翻修市府廉政伦理规范，要求首长除跟家人吃饭外，所有行程都要报备登录。对此，台北市蓝绿议员尽管支持此举的大方向，但也希望先区分“关说”和“陈情”差异，毕竟市府可能错引法律，伤害人民权益，若未将“关说”界定清楚，恐伤“府会”和谐。市府与议会在人和方面的摩擦似已出现，政通肯定会受影响。

至于多数县市长则表达：“真的不需要跟管小孩一样来管”、“要求矫枉过正”、“每个行程都要登录，只会增加公务员负担”、“施政需要通情达理，且有廉政署颁布的廉能伦理规范”、“会不会接受关说，与有没有这些程序无关”等意见，所以不考虑跟进。充分说明柯文哲的改革措施，未顾虑环境因素且操之过急。

看到台北市蓝绿议员及县市长对柯文哲新政的反应，似乎已表明柯文哲的新政，正逐渐迈向王安石及戊戌变法失败的相同路径，毕竟鱼是禁不起如此地折腾。“治大国者若烹小鲜”，治理一个城市有必要如此大费周章吗？

《中央日报》网络报另一篇文章说，从柯文哲上任至今，他所做的几件事或决定，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摆脱人情包袱，所以连柯文哲都说自己是酷吏。老实说，台湾政治是一个酱缸文化，不论蓝绿政治人物，只要有政治企图心者，都脱不了酱缸气息。柯文哲有没有政治企图心，我们不知道，但可以确定的是，他虽与民进党较亲近，却不是民进党员。或者说，他不在民进党的圈圈内运作台北市政，他是直接诉诸选民。柯文哲要摆脱人情包袱，固然与他的性格有关，但也是政治现实不得不然。

从这一点来说，柯文哲是值得期待的。我们期待他能够带动新的政治运作模式，改变当前的酱缸文化，尤其在他还是媒体宠儿之时。不过，柯文哲模式能否成功的关键，还是在于他如何建构市政的决策模式，将其团队塑造成一个有效率却不专断的团队。柯市长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不少人都希望他谦虚，因为再聪明，也不可能事事都懂，更不能凡事想当然尔就做决定。碰到这样的领导者，在其决策机制中，不同意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将会决定其施政的成败。

截至目前为止，我们还看不出来柯市长如何看待不同意见，但如果少了不同意见，最后注定是悲剧收场，这就不是台北市民所乐见的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