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罚专车司机“通报单位”是否开倒车？

背景：上海市开展全市范围大规模网络“专车”非法客运专项整治行动。上海市交通执法总队表示，下阶段将对已立案查处的非法客运网络“专车”驾驶员的相关违法情况同步通报其所在单位，没有工作单位的通报其所属街道。

华商报发表毛建国的观点：对于“通报单位”，社会已然跨过了过去的河流，现在的单位已经不是过去的单位。现在很少有单位大包大揽，试想，假如单位知道了，单位来人了，单位管还是不管？如果管，又应该怎么管？在现代社会，既要不谬赏，也要不乱罚。对于一个行为人来说，只能罚当其罚，没必要也不应该叠加处罚。具体到营运“专车”，有关方面将其定义为“非法营运”，其前提应该是有法可依。既然如此，那就把相关法律和规定搬出来，依法处罚就是。动辄“通报单位”不是一个好习惯。今天我们讲社会治理创新，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抛弃过去传统的甚至人治的做法，树立依法办事的理念，并且结合时代特点，破解“思维落伍”和“能力恐慌”。现在还动不动想要通报单位，这种社会治理思维，也真是“让人醉了”。

新京报发表韩涵的观点：翻遍《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违法受到行政处罚，只有警告、罚款、行政拘留等七种，并无“通报单位”的选项。当然，如果有司机开单位车辆进行专车运营，那通报单位倒也在情理之中，不过，这在现实中属于极少个例。对于公权部门而言，法无明文授权即禁止理当是一个常识，在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公权部门的一举一动都应该经得起法律的检验，万不可任性。一些部门显然仍停留于计划经济时代，把公民看成单位的附属品，而没有正视改革开放以来，单位包揽一切、铁饭碗的用人机制早已退出历史，“单位人”已全面向“社会人”转变。员工和单位只是契约关系，员工犯法，与单位何干？单位管的是员工正常工作时间内的行为，工作时间之外，员工自己想做什么，单位无权管，也管不了。

小蒋随想：依照《劳动法》，劳动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而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依法被判处刑罚的，给予开除处分。换言之，劳动者因违法被判刑，其单位是要“被通知”。但从另一角度理解，倘若职工并未被追究刑责，法律并未“授权”单位对其进行“处理”。既然如此，对于某些人的轻微违法，执法机关凭什么“找其单位”，又让单位怎么办？就本例而言，更大的争议还在于，许多人认为出租车管理仍未摆脱垄断，专车“搅局”方便乘客，促进市场竞争，专车被认定“非法”，是法规的滞后与管理的未与时俱进。对于专车“违法”，不少人并不服气，“找单位”更让人觉得管理者是在管理上“开倒车”。

“省作协副主席涉抄袭”是对谁的嘲讽？

背景：陕西作协副主席、西安作协主席吴克敬刚被杂志指责一稿多投，又被人质疑抄袭。据报道，吴克敬的诗作《户县赋》，全文区区205字，竟有192字与户县作协副主席李景宁的同题诗作一致。

新京报发表魏英杰的观点：省作协副主席涉嫌抄袭县作协副主席，令人哑然失笑，而吴克敬的解释更让人喷饭。一开始他回答这是因为“县上就这几件事”，转而又表示这是他的书法作品，不清楚怎么会出现在报纸上。这种逻辑和他回应一稿多投事件差不多，都属于强词夺理的类型。稍早前，他往《长江文艺》投了一篇短篇小说《锄禾》，杂志方面觉得似曾相识，专门向他询问，他回复人家是新作。等小说发表出来，杂志才发觉，原来这篇小说包括这次在内，已经在国内第五次公开发表。吴克敬却似乎很淡定地回答，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如果说一篇文章经刊物方面同意在不同地方同时发表也就罢了，几年前发表过的小说竟然还能这样干，想想也真是“醉”了。作协、文联是文化艺术机构，相关负责人更应对文字版权心存敬畏。像抄袭这种事情，不仅抢人家饭碗，还是在砸自己的牌子。对那些抄袭者而言，哪怕百年后作品还能存留于世，也只能称作剽窃的证据。

小蒋随想：这种人的存在，不光是给靠笔杆子吃饭者的脸上抹黑，而且对本就被外界指指点点的作协的名声也是进一步伤害。人品低下至此，怎能写出“优秀”的文艺作品去“感染、鼓励、引领”受众？这种人又是怎么爬上省作协副主席的位子？在某种程度上，这不光是涉嫌抄袭的副主席个人的丑闻，更是对地方文坛与官场生态的一种嘲讽。一面是许多新锐作家、知名文人不加入作协，另一面是某些不配当作家的人端坐在作协的位子上，这实在是很吊诡的景象。而在国人阅读量越来越少的背景下，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作协的人究竟写过什么，只记得某些“作协的人”出了怎样的丑，这种光怪陆离更让人深思。促进国人阅读，需要深刻的、有血有肉的作品，而不是一窝蜂地去追玄幻、推理、穿越的“文风”。不要将全部责任推给社会浮躁，作协的根本任务不是“解决”一些人的级别待遇，而是如何促进作家一面脚踏实地地写作、一面放飞思想。

小蒋的话：大家好，我是小蒋。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鲜事。你评，我评，众人评，百花齐放任君看。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只要我们尊重客观、理性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