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堂吉伟德

广州警方昨天通报称,近期一举铲除了一个特大制贩假药犯罪网络,连续打掉制售假药团伙2个,捣毁生产加工假药的地下窝点5个,抓获嫌疑人17名,现场查扣各类涉嫌假冒品牌性药154万粒。调查表明,制售假药团伙其中一个窝点每天出货量就达10万粒,一年多来数个窝点共生产假药超1亿粒。据称,该案是近两年来广州警方破获的数量最大的假药生产案。（9月29日《新快报》）

假药的泛滥程度比想像中更为严重，以至于2011年，在查处了多起假药案后，黑龙江省公安厅经侦总队长葛陶然感叹，“不是打击让假药增多了，而是打了才知道假药原来这么多。”近段时间来，各地公安先后侦破了多起重特大假药案，也足以验证打击并没有让假药案变少，而是假药过多的状况超出了监管层面的预期。

假药如同“打不死的小强”一样坚挺，监管的效能与效力就值得拷问。不可否认，若是打击假药的数量来看，各级监管部门确实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也可以将此作为履职的证据。然而大量假药案存在的事实，又证明时下的监管效力并未得到发挥，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事后的惩处再严厉，声势再浩大，都不能掩盖关口前置的短板，从而给制假售假过多生存的空间。

在高压的责任面前，监管的态度已然发生了转变，各级监管部门也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经过多年的治理，整个市场也日益规范，特别是在大型的药品超市和医疗机构，假药很难有生存的空间。然而，以非药品冒充药品，加之性用品专销店的监管主体的不明确，保健品的法律不健全，网络销售等新渠道的出现，都给监管提出了一个待解的新课题。可以说，时下的问题，既有监督态度的原因，但更多在于监管方式，如果不能改变监督手段，提升监管效率，那么假药泛滥的情况就很难改变。

始于2012年“毒胶囊”事件说明，药品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其间既有的法律法规的完善，也有监管体制的完备，还有药品标准的确定，此外商家第一责任人的落实，社会力量的参与程度，共治能力的作用，都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当务之急，就是要在进行综合推进的同时，找到问题的关键环节，从而达到釜底抽薪的治理效果。从假药的成因与流行来看，进行渠道约束不失为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对于药品监管，最重要的不在于事后之堵，而在于事前之防，抓住源头才是关键。一方面，应当建立统购统销的路径，实行代购代采或者集中配送。正如烟草专卖一样，要保证药品的流通渠道的规范化，才能让监管有的放矢。这一点，在基本药物配送上已经实现，从实际情况看，基本药物的质量，因渠道规范而得到了保障；另一方面，应当具有质量跟踪技术的保障，利用现代电子码技术，使监督部门坐在办公室，就能掌握所有药品的动向。

同时，建立药品安全责任制，真正落实各级地方“负总责”的责任体系，在完善监督网络的同时，充分发挥全社会的力量，将药品安全作为一场“全民战争”，才能消解基层监管无力的窘境，使制假贩假行为无处遁形，假药泛滥的现象才会得到根本遏制。（堂吉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