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奖”拾金不昧，别陷入“道德洁癖”

背景：在《广州市拾遗物品管理规定》征求公众意见3年多后，日前经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规定》明确了六个月内无人认领的物品，拾得人可获拾遗物品价值10%的奖励。规定出台后，引发热议。

京华时报发表连海平的观点：即使经过3年多的民意准备，如今出台，争议一样有。摒除道德洁癖，用更务实的态度审视，事情也许没那么糟。拾遗者拾到他人遗失财物之后，既要替失主妥善保管财物，还要四处寻找失主或将拾物交到公交机关，需耗费一定的时间、精力乃至金钱，给一定的金钱作为奖励也好、补偿也好，于情于理并不违和。在各类“寻物启事”中，“必有重酬”“当面酬谢”之类的承诺几乎成为通用范式。这表明，大多数失主为寻回失物是愿意付出物质代价的，毕竟能找回90%失物也算是万幸。隐匿拾物，于心不安；全部归还，于心不甘；适度“返点”，两得其利。可见，总效用是增进了。我们既要坚守传统美德，也要对物质奖励“脱敏”，只要用得其所，有利于道德养成，适度奖励有何不可？

新京报发表叶竹盛的观点：广州此次规定，从法律角度看，合法性上没问题。《物权法》已经规定，遗失物认领时，认领人应当向拾获人或是保管部门支付必要费用。对于无人认领的遗失物，所有权归国家所有。按照广州的规定，拍卖后钱款上缴国库，并划出10%奖励拾得人。这个奖励的性质在法律上看，不是遗失人的所有权部分转移给拾得人，而是政府对拾得人公益行为的奖励，政府在这方面有立法的自主权。广州此次规定可以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当我们考虑一些法律问题之时，应该脱离道德思维，而回归普通人视角。是否奖励拾金不昧者，其中的考量是“好人理应无私到底”，还是“好人也有应得利益”。在法律上，答案很清晰，任何人都有应得利益，既包括坏人，更包括好人。这正是法律的普通人视角。

小蒋随想：区区10%的拾遗物价值奖励，还得等六个月无人认领后才能获得，显然算不上“大馅饼”。广州这一奖励规定充其量是体现社会肯定拾金不昧的基本态度，并且象征性地补偿拾遗者在保管、上交有关财物中支付的时间与精力成本。厘清了这一点，这种小奖自然不是对拾金不昧高尚的“玷污”。设置六个月无人认领这一前提，也不涉及侵害失主的物权。换言之，这是失物变为“无主物”、上交国家之后，政府权力范围内的再行处置。此事之所以引发争议，还是源于一些人的道德洁癖。而在现实中，哪怕是法律在内的刚性规范，也无权迫使社会人“无私奉献”。鉴于“人无完人”，自律性的道德标准同样不能“高不可攀”。给好心人一点小奖，没什么大不了。

“4毛钱药方”是对医院回归公益的鞭策

背景：刘女士爱人王先生有高血压，10月7日晚11时，急诊医生只开了4毛钱的药就让王先生血压降了下来，刘女士表示不可思议：“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好大夫。”

扬子晚报发表江德斌的观点：从报道可知，该患者有高血压病史，因血压降不下去，到医院挂急诊救治，医生开药把血压降了下来。可见，这个“4毛钱药方”并不是把患者高血压治好，仅仅是为了临时降血压，又是夜间急诊，医生先开降压药，暂时控制血压，也是合理治疗范畴。这样的治疗方法，符合医学常识，本不该被捧上神坛，却因其另类而受到网友点赞，将常识当做奇迹，岂不是另一种悲哀？而这样的职业道德，也应是每位医生都具备的基本品质，却沦为少数医生身上的闪光点，这又是为什么呢？对于医院来讲，就要面临运营成本的压力，医生也要考虑收入问题。如果不能彻底解决医药分离后，医院的支出来源、医生的福利问题，小处方的生存空间仍然不容乐观。在为“4毛钱药方”点赞之际，也要反思医疗体制改革，让医生能够有尊严地凭技术生活，不是为回扣、红包而存，方能促使医疗回归到常识，真正解决医患矛盾。

小蒋随想：北京一些医院目前实行“医事服务费”制度，也就是提高挂号收费，同时取消医院的药品价格加成，目的就是更多体现医生的技术服务价值，并且避免医生开大处方的动能。这一升一降，并不是令患者负担“背着抱着一样沉”——一方面，虽然挂号费提高了，但医保会为患者报销一部分；另一方面，医生的价值得到正当体现，也会减少患者遭过度医疗的隐患。这种制度的设计初衷值得肯定。当然，人们还可能担忧，“大检查”会不会被一并遏制、医保药品在招标环节有无“暗箱操作”等等。表面上，这似乎显露出医患矛盾与不信任的多面性。而从深层着眼，这又何尝不是既往不成功医改产生的积弊，折射出医改本身的复杂与艰巨。人们为“4毛钱药方”大惊小怪，其实是对进一步医改、尤其是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的再次鞭策。

小蒋的话：大家好，我是小蒋。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鲜事。你评，我评，众人评，百花齐放任君看。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只要我们尊重客观、理性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