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邓贤，原题：“红色的切”2（手抄本）

我首次读到手抄本《格瓦拉日记》是在下乡第二年。

手抄本是我的同学二杜悄悄塞给我的。二杜姓曾，大名曾丰收，二杜是他的小名。在大院里，我、二杜和大头是大家公认的死党，我们一同长大，又一起进中学，后来又一道唱着语录歌下乡来到边疆当知青，那一年我们都只有不到18岁。二杜天生是个有思想的青年，他充满激情胸怀远大，劳动起来严肃认真，不怕苦和累，工余时间读书学习，读的都是大部头马列著作，星期天就背上这些革命经典到各个连队进行步行串联活动，跋山涉水乐此不疲。二杜串队常常都有意外收获，比如传播手抄本就是其中之一。这天晚上，他悄悄将手抄本塞给我和大头的时候，一脸神秘，再三叮嘱说：这可是一本了不起的书啊，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圣经》，革命者的指南，当代青年的《共产党宣言》。

我有些兴奋，迫不及待地点亮煤油灯，怀着巨大的期待，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不知道辗转过多少人手和来路不明的手抄本，但是当我放下书时竟有些失落，因为我并没有感受到那种令人头晕目眩热血沸腾的巨大冲击，那个名字叫做切·格瓦拉的南美洲游击队长的革命生活并没有俘虏我，成为我效仿的人生榜样。换句话说，我向往脱离农村，我的理想是上大学，而切·格瓦拉曾经是一名医科大学生，他放弃学业选择战场，离开城市走向丛林，他放弃的恰好是我的理想，所以我有理由对他不感兴趣。

第二天二杜来取手抄本，他直截了当地问我们：打算……去那边吗？

我说：去干什么？

他奇怪地说：干革命啊。支援世界革命。

大头闷了半天才回答说：我哥哥武斗死了，我妈不让我去。

我附和说：大头说得对，我妈也不让我去，我的理想是上大学。

二杜忽然生气了，他的面孔涨得通红，鼻孔涨大，像马那样呼哧呼哧地喘粗气，就像遭到背叛一样。看得出来朋友的态度不仅出乎他的意料，而且对他打击很大。他痛心疾首地扔下一句话转身就走了，他说：你们让我……失望！

没过多久，二杜真的从我们生活中消失了，具体说就是在国境对面发生那场轰动一时的“B镇之战”过后，有人看见他跨过界河，此后音讯全无，令我们剩下来的两个死党一度很失落，很伤心。我们对自己解释说，二杜并不是有意离开我们，他是去参加世界革命。我常常望着打着旋涡远去的南宛河水呼唤朋友：二杜，你现在在哪里？你知道我们在想念你吗？

在我漫长的边疆插队生涯中，常常都能与一些长途跋涉的男女知青不期相遇，他们都是从各省插队的农村甚至遥远的东北、新疆和内蒙古大草原赶来投奔金三角游击队的。他（她）们胸怀火热理想，翻山越岭风尘仆仆地从远处走来，我看见他（她）们个个衣衫褴褛，曾经白皙娇嫩的脸膛烙下风雨烈日的焦黑印记。他们肯定已经度过许多风餐露宿的艰难日子，但是他们依然目光坚定意志顽强。有人走瘸了，拄着树棍依然顽强向前；有人生病了，被同伴搀扶或者大家轮流背着；男同学走在前面开路，女同学咬牙紧跟，这该是怎样一幅感人至深的时代画卷啊，它让我想起长征途中那些追赶队伍的红军战士。

许多年以后的20世纪末，我在藏北高原途遇两位朝圣者，他们是一老一少，也许是父子，也许不是。他们一步一磕，坚忍不拔，朝着心中至高无上的圣地长跪而行。我湿润的心情中忽然落下一抹金色阳光，这抹阳光一下子将我心底那组浮雕般的记忆照亮。我的青春时代的同龄人，那些虔诚而神圣的知青们，他们从激流滚滚硝烟弥漫的那个红色年代深处走来，一直走向虚无缥缈的共产主义圣殿。

他们是我们那个时代最无私的红色朝圣者。

21世纪初，有人又将曾经风靡一时的手抄本《格瓦拉日记》重新摆放在我的桌子上，手抄本的主人是我另一位朋友，老知青邬江河。我推测老邬的意思，他希望通过重温手抄本，唤起我对于历史的生动记忆，以便正确读解那些通往金三角丛林的心灵之路。其实我对于金三角的老知青们，比如我的朋友二杜、旅长康国华、高干子弟梁晓军、泰籍华人刘义等等的兴趣远甚于南美洲的格瓦拉，我相信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格瓦拉存活至今的全部意义充其量不过是个红色图腾，满足人们对于不朽抗争和自由精神的需求。人们向舞台致敬，以娱乐精神消解历史，并不在乎偶像生前究竟做了什么，意义何在，与历史有何关联。只有战斗在金三角的知青命运才是我的心系所在，我以为这些“红色的切”的狂热追随者恰恰是一面时代的镜子，折射出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艰难演进的历史回光。

从这天开始，老知青们将陆续走进我的作品，上演一幕20世纪中国版的《格瓦拉日记》。（《中国知青终结》，邓贤著，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