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红色知青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邓贤，原题：高山下的花环2（修车匠）

修车匠姓唐，是个残疾人。我认识老唐的时候，他穿一件快要分不出颜色的夏季军便服，坐在一辆旧自行车改装的轮椅上。他的工作是修车，不是汽车，是自行车。老唐没有腿，他的两只裤管看上去空空荡荡，尽管他的轮椅上有一对假肢，但是我看见他大多数时间还是宁愿把自己放在轮椅上。

我认识他还是在许多年前，那时候的人们都不富裕。我问他为什么不去荣军院或者福利院养老，却要自己出来挣钱？他抬起头来反问我：我能工作，我有一双手，有家，为什么要去那种地方？

后来我知道老唐生于1951年，也就是说他与上世纪50年代的抗美援朝或者60年代初的中印自卫反击战没有关系，所以我认为他的轮椅生涯应该是从抗美援越或者对越自卫反击战以后开始的。但是修车匠不同意，他说你错了，我没有去过越南，也没有参加过自卫反击战，中越边境打仗时我已经在床上躺了整整五年。

我很惊奇，我说那么你为什么失去双腿，事故？车祸？

他答：踩上地雷。

我更惊讶了，我说为什么踩上地雷？是因为“文革”武斗吗？

修车匠问我：你听说过境外红色知青的故事吗？

我告诉他，我在边疆农场当过多年知青，我身边就有同学去了境外。他笑起来，脸上写满自豪，他说：我就是一名境外红色知青，曾经为金三角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战斗。

我对老唐充满敬佩。老唐至今没有工作单位，他的职业只是一个风里来雨里去的街头修车匠，依靠一双劳动的双手为顾客修理自行车。我认为劳动本身没有贵贱之分，任何自食其力的劳动都值得赞美，问题在于，修车匠为何没有获得相应的伤残待遇？他的劳动能够养活一家人吗？

后来我们成为朋友，当我第一次按照地址找到老唐家时，我看见残疾人像个国王一样坐在一张大床上，他正在一边津津有味地喝浓茶一边看电视，那台老式12英寸黑白电视机里正在播出一部电视连续剧。老唐的妻子也是个残疾人，有一条腿不大方便，他们14岁的儿子却是个高大、结实和品学兼优的中学生，据说还是个NBA球迷。尽管这个家庭没有一件称得上高档时新的家用品，但是我却能够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温馨、和谐和幸福气氛。老唐说：我每天能修十多辆自行车，我爱人在福利工厂上班。我们生活还行。

我问他：你是“知青旅”战士吗？

他点点头。

我说：能讲讲L城之战吗？听说那一仗伤亡惨重，许多知青都牺牲了。

他脸上流露出难过的神情来，许久没有说话。

我只好换个话题说：既然你在境外打过仗，为什么不能享受有关伤残军人的政策照顾？你难道不应该比现在过得更好一些吗？

他看我一眼，摇摇头，还是没有说话。

我说：是政府没有出台相关政策，还是政策不落实？其中有什么难处吗？

他开口了，声音低沉：你知道，下乡那时我们都是中学生，头脑一热就去了国境对面打仗。如今这段历史属于非法越境，后果自负，所以不能享受伤残军人的政策照顾。

我叫起来：不管怎么说，那是一段并不仅仅属于你们个人的历史啊！你们在为自己打仗吗？为个人利益流血牺牲？

修车匠又看我一眼，好像在责备我的冲动，他的表情一点儿也不激动，然后回过头去继续看电视剧。但是我却从他目光中分明感觉到有个沉重的东西“咚”地扔进我心里。后来我听见修车匠说：境外回来的知青，活着就该知足了。你看我这个家，除了少双腿，其他样样都不缺，这难道还不够吗？我还有什么不满意呢？（《中国知青终结》，邓贤著，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