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获得过一个又一个金哨奖项的足球裁判陆俊，3月15日被公安机关拘捕。球迷们不会想到，十年甲A“最佳裁判”陆俊竟是个黑哨。人们不禁要问：中国足坛的“金哨”为什么会成了“黑哨”？

陆俊是怎样从“金哨”变为黑哨的

“自信，但好出风头”

1998年3月24日，《羊城体育》报道了3月22日，全国足球甲A联赛第一轮广州松日队主场对大连万达队的比赛。文章称：对比赛中大连队得到的那个点球，松日俱乐部赛后一直耿耿于怀。俱乐部副总经理利彪希望记者在文章中反映此球是裁判的误判，并揭露称“赛前这位主裁判收了客队20万元现金，希望新闻界予以曝光”。文中所说的这位主裁判，就是陆俊。

淦耀最早认识陆俊是在1986年11月28日。“当年第二届可口可乐杯亚洲少年锦标赛在广州举行，我被指定担任裁判组的翻泽。在担任印尼队对泰国队执场裁判时，陆俊因为泰国队进球后领队或教练与本队球员拥抱欢庆，他竟然冲到欢庆人群中勒令泰国队官员回到替补席上。而此前一年时任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博士就在元旦社论上说，欢庆进球是足球运动不可割裂的一部分，这显得当年的陆俊对国际足球裁判知识还是一知半解。”学过运动心理学的淦耀认为，从这些行为中可以看出，陆俊自信，但好出风头。

1959年3月19日，陆俊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教师家庭，读小学和中学时就热爱足球运动，1978年考入北京体育学院后，专攻足球专业，导师正是国际级裁判员曹镜鉴。

在时任中国足协主席年维泗和中国足协秘书长孙宝荣签名担保后，1991年陆俊成为国际级裁判员。就在取得国际级裁判胸徽的当年，首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在中国广东举行，陆俊成为东道主足协推荐的唯一主裁判。但他当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在主持巴西队对日本队的比赛时，他赶在南美姑娘有所反应前，把一个正在日本队球门线上滚动的球吹成得分，使日本队0比1失利。

“这场比赛，陆俊的跑位很好，门前出现争议时，他就站在底线附近。但这个判决，有点出人意料。我当时在现场做英文广播，比赛一结束，就有媒体向时任国际足联主席的阿维兰热提出质疑。而日本队比完赛后，根据国际足联‘赛后2小时可以对比赛提出异议’的规定，花1000美元上诉费进行了上诉。随后，国际足联裁委会观看了录像并认定属于误判，陆俊就几乎上了黑名单，不被国际足联认可。一直到1999年，因为1991年当时在任的裁委会主席已卸任，陆俊才受到重用。”淦耀说，在被国际足联打入“冷宫”后，1997年，陆俊到朋友开的公司拿薪水，继土耳其的坎巴之后，成为当年世界上第二位全脱产的足球裁判。

2005年初，陆俊“挂哨”。事实上早在2000年左右，陆俊已经开始涉足商界。据知情者的透露，陆俊做的是钢铁生意，第一年就赚了1000多万元。但是对于钱的具体来源，知情者认为并不只是做生意这么简单。

陆俊当红与“黑哨时期”

或许是巧合，陆俊最红的时候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而裁判出问题最严重的时期正集中在1994年到2001年。按照一位老足球记者的说法，这是黑哨时期，2001年之后是赌球时期。

1994年足球职业化开始，“有了联赛，就有升降级，高级别的赛事能获得电视转播和更多关注，就能吸引更多广告商和赞助商，因此有时候，一两场比赛能关系到一个俱乐部的命运。”

“清水衙门”的裁委会于是摇身一变，成为中国足协旗下“油水”最足的分支机构之一。张健强1995年接任秘书长后，首创了“派遣费”，这一名目下，裁判在各地执法的开销被摊派到各地方足协身上。“可以说，地方足协和俱乐部由此普遍地意识到了，他们有理由为裁判埋单。”一名知情者道出了自己的观点。

由于作用突出，裁判“开销”的行情见涨。至1995赛季，裁判收俱乐部红包成为普遍现象，一名足协中层曾利用私交先后向6家俱乐部打听，答案是6个城市共11个主场，全部比赛都需要向裁判上贡，红包少则5000元，高则上万元。“所有的俱乐部都说，他们送红包，只是想在自己的主场要个公平。”裁委会划归新成立的技术部之后，张健强迎来了第二个顶头上司杨一民，两人迅速打成一片。

“1995赛季那点钱算少的，到了1998、1999赛季，碰到关键场次的比赛，一场球就得给裁判送几十万元！”知情者称，也是在张健强时期，业余裁判们开始意识到兼职的高回报，为了得到这一受贿且无人监管的机会，他们开始向地方足协和中国足协的裁委会要员行贿，以获取执法职业联赛和国际赛事的资格。

除了受到裁判员的追捧，裁委会也是俱乐部重要的行贿对象。“派遣费”最初是1000多元，通常由中间人或裁判员转交裁委会，俱乐部适量地放大数目后，就能起到“信息费”的作用，以换取裁委会选派哪名裁判执法自己比赛的信息。

从派遣费到红包，裁判的待遇越来越好，没过两年，几乎所有俱乐部都会在联赛开始前就锁定目标，一次性付一个大数目给裁判，联赛进行期间的单场红包也照给。1998赛季起，裁判费用成为俱乐部季前预算的组成部分，那一年的“裁判招待费”一场5万元，一个赛季就是55万元。

“在国外，为了防止出现黑哨和官哨，国际足联有严格的财产申报制度，每年裁判员需主动向当地税务或者司法部门申报一次，申报结果在10月30日之前交给足协，这就具备了法律效力。如果裁判出现无法交代来源的财产并因此触犯了法律，所在国足协需要向国际足联通报，国际足联公开除名。”淦耀说。

俱乐部向裁判员上贡、裁判员给裁判委员会上贡，裁判一边应付上面意图一边与下面勾兑，裁判真正的意义和比赛的公平就这样被慢慢消解。在这条利益链上，裁委会集决策、执行、监督的权力于一身，更可怕的是，他们由此攫取了比赛胜负的决定权，并在中国各级足球联赛中反复滥用。

据知情者透露，南勇曾经想控制裁判的委派权，但是张健强不让。后来，无论是南勇还是杨一民成为他的顶头上司，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之间的关系都非常不好。

足协对于主管裁判人员的选拔向来剑拔弩张。在谁主管裁判以及谁来具体负责裁判的问题上，数次闹得不可开交，夸张的时候差点拳脚相向。南勇在2009年1月19日上台后，曾经想改革裁判的管理，成立“裁判部”，委派“自己人”担任裁判部的主任，但最终，在南勇“失踪”之前，“裁判部”仍未成立。（文/李翊）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