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多次高度评价习仲勋，有一次曾当面赞之：“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后来对于习仲勋当中宣部长，毛泽东与有关人士专门有一次谈话。毛主席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习仲勋与儿子习近平、习远平（资料图）

毛泽东第三次评价习仲勋，是习仲勋当了西北局书记之后。赞其“已炉火纯青”。

习仲勋对事物的敏锐观察力为人们所公认。尤其是对“左”倾现象的觉察，触角十分灵敏。

1947年冬季，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各个解放区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运动中，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抗日战争时期的半老区，出现与新区土改不加区别的现象和过激行动。习仲勋于1948年1月4日至2月8日，一个多月内，就“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和“按三类地区有区别地进行土地改革”等重大问题，向党中央、毛主席三次函电，直言不讳地提出：反对“左”倾情绪。

在1月4日给中央的信中，习仲勋指出：“如以一般概念进行老区土改，必犯原则错误”，“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百分之八左右的观念，在老区必须改变”，否则“势必犯严重错误”。他严正地指出：“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形式主义。”他列举了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发生的违犯政策的现象：在辛店贺家石村，边区文化协会的胡采领导的工作团规定，民兵吊地主、打干部。许多群众斗争会上，总有几名打手，专门捆、打、吊、拷，弄得人心惶惶。他指出：“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

毛泽东当即于1月9日批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华北各老根据地亦应当注意。”（本文毛泽东对习仲勋的评价均见《炎黄春秋》1999年第11期中“由习仲勋前秘书田方等提供的材料”。）

1月19日，习仲勋又就“义合会议”问题再次致电毛泽东。

义合会议，是1947年冬在陕北绥德义合镇举行的陕甘宁晋绥边区土改三查会议，会上刮起一股极“左”旋风。在所谓坚持“贫雇农路线”反对“中农路线”的口号下，发生少数人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产、乱扫地出门的极端混乱。更甚者，提出什么“志丹四大家族”，将陕甘宁苏区创建者、群众领袖刘志丹和他的战友马锡五、王子宜、曹力如等的家属，列入土改对象。部队司令员张达志的弟弟被吊打，索银洋。更甚者，有烈士家属被扫地出门。有的劳动英雄因有余粮被当成斗争对象。

习仲勋在电文中严正指出：“由于义合会议潜伏一种‘左’的情绪，由于晋绥直接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他又说：“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要半月，就可以一切破坏得精光。”

习仲勋在电文中，对老区阶级状况，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了科学分析：“在老区，有些乡村贫雇农很少。其中，有因偶然灾祸贫穷下来的。有的是地、富成分下降未转化好的。有因好吃懒做，抽烟浪荡致贫的。”“由他们起来领导土改，就等于把领导权交给坏人。吓得区乡干部有逃跑的，有自杀的。”他论断地指出：“真正的基本好群众在中农阶层及一部分贫农中。”

毛泽东当即于1月29日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要动。”

据薄一波回忆：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天，薄一波去毛泽东处，毛泽东正在阅读习仲勋从西安发来的报告——《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这个报告包括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等等，内容丰富，论述精辟，为中央领导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社会复杂的大西北政治改革各项工作提供出一个蓝本。

毛泽东欣悦异常，于是问薄一波：“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

“年轻有为。”薄一波讲。在延安时，薄一波就听到过毛泽东以此语赞誉过习仲勋。

毛泽东说：“如今已经‘炉火纯青’。”

毛泽东第四次评价习仲勋，是他即将赴任中宣部部长之时，毛泽东向有关人士这样介绍习仲勋：“他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新中国成立之初，刘少奇考虑到国家进入建设时期，向毛泽东建议将各中央局的书记抽调进京，调整、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毛泽东和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五大书记进京：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率先进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担任中宣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时有“五马进京”之说。

对于习仲勋当中宣部长，毛泽东与有关人士专门有一次谈话。1951年初秋的一天傍晚，林默涵同胡乔木在中南海湖水中划船休闲，看见毛主席坐在湖岸藤椅憩息，他们将船划拢岸边，向毛主席问好。

毛主席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习仲勋当了中宣部长后，同时兼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宣传与文教工作抓得卓有成效。他主持制定的“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十六字方针，指导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教工作。

1953年9月后，习仲勋先后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

1959年4月习仲勋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

毛泽东第五次评价习仲勋是在1952年，赞扬他“比诸葛亮还厉害”。当时习仲勋很好地处理了一场民族纠纷事件，稳定了西北地区政治形势，使各民族重归于好，和睦如初。

原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主席李瑞环曾说：“李维汉和习仲勋同志关于民族统战工作方面的讲话和著作，是我们当今民族统战工作的法宝。”实事求是地肯定了习仲勋对民族统战工作作出的贡献。

习仲勋处理民族纠纷确实有一套，毛泽东曾说习仲勋比诸葛亮还厉害。

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是习仲勋在西北地区解决众多民族问题中的一个代表。

当时，项谦联合马步芳一〇〇师师长谭呈祥、骑兵十四旅旅长马成贤等反革命武装，组织所谓“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发动叛乱。争取项谦的归顺工作，自1949年12月始至1952年7月11日下午，项谦从南乎加该森林回归，时达两年七个月之久。从1950年9月到1952年4月，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周仁山、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藏族部落头人、寺院活佛等50余人，深入虎穴，亲赴昂拉，先后与项谦和平谈判达17次之多。其复杂曲折，变化多端，颇具戏剧色彩。

习仲勋亲自领导这场斗争，他多次指出：“必须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十分慎重，首先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采取反复争取，特别宽大政策。”

针对有些人急于军事进剿的情绪，习仲勋电告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绝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

1950年8月，项谦归顺，来到西宁，向政府深表悔悟，但是，回到昂拉却又背信食言。1951年9月，对项谦第八次政治争取失败后，人们义愤填膺，青海省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上，代表们提议，坚决要求政府出兵昂拉进剿。

习仲勋当即复电劝阻：争取和平解决昂拉问题，于我政治上有利，应当仔细向喜饶嘉措、班禅行辕等许多藏族人士征求如何争取昂拉千户。过去历次所做争取工作是否都完全适当，也可以稍加总结，以便政治争取工作做得更好。我们顾虑的是对广大藏区的影响问题，如果我们工夫不到，且不说军事上打不好，致其流窜所生的麻烦，即使打好了，对其他藏区工作仍会有许多不好的影响，给以后增加许多困难。如果我们政治方面工作还未做得周到（当然还有军事上的准备），军事进剿仍不妨甚至可以肯定应当推迟。

1952年5月1日发起的平叛战斗于5月3日结束后，项谦隐匿在同仁县南乎加该森林。有些人认为争取项谦可能性不大，没有什么价值。习仲勋即电省委书记张仲良：只要将昂拉地区工作做好，不犯错误，争取项谦归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尽速派出项谦信任的汉藏人员向项谦诚恳表示，只要他归顺政府，则对他负责到底；项谦若回来试探，不管真诚与否，我们均应以诚相待，以恩感化。

事情果然向好的方面发展。1952年8月11日，项谦在兰州负疚抱悔地握着习仲勋的手，向习仲勋献上洁白的哈达，热泪盈眶地向习仲勋举杯谢恩。

一场民族纠纷事件得以漂亮地解决。事情妥当处理之后，毛泽东见到习仲勋时，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