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3月10日下午3时，袁世凯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仪式在北京石大人胡同前清外务部公署举行。与会者百余人，“内有洋服者，有中服者，有有辫者，有无辫者，有红衣之喇嘛，有新剃之光头，五光十色，不一而足”。英国公使朱尔典也亲临观礼。

孙中山辞职让袁

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将政权拱手让出，是关系辛亥革命成败的重大事件。革命党人的软弱妥协、袁世凯采用又拉又打的两面派手段、帝国主义国家对袁世凯的大力支持，这三者是“让位”的重要原因。应该说，“让位”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归咎于孙中山个人的失策是不公允的。

谁也没有料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1912年刚刚诞生，任临时大总统才3个月的孙中山却被解除了职务，把政权交给了袁世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共和国的创始人孙中山让位于清王朝旧臣、帝国主义走狗袁世凯，这是关系辛亥革命成败的重大事件。

窘迫的财政危机只是这位临时大总统所遇困窘之一，更为严峻的是政治形势。孙中山不得不重新掂量自己下船时宣称的“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言论了。

治国一月，种种艰难局面让他深感非得具有“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 十多年来以“驱逐鞑虏”为要务的孙文，虽然一直在思考“建国方略”并系统地构思过未来中国的方向，但是对于建立和巩固政权却毫无经验，所谓秀才遇到兵，孙文这样的洋翰林，怎能斗得过训练新军、掌握北洋六镇的袁总理呢?这并非孙文一人所想，也同样是不少初掌政权，力不从心的革命党人的想法。

于是，请袁世凯出山，以总统职位换取民国生存，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思路。《民立报》的读者早在1912年1月6日就获悉了孙文就职的第二天给袁世凯的电报，孙文表示“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还声言“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推功让能，自是公论”。

10天后的1月15日，南方革命军的议和代表伍廷芳接到孙文电报，“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而这位被孙文认作应该首推的袁氏，看上去很有耐心，一周都没有给南方任何回音。

于是，伍廷芳又收到孙文电报，命其将议和的最后解决办法转告袁世凯。那就是“一、清帝退位，由袁同时知照驻京各国公使，电告民国政府，现在清帝已经退位，或转饬驻沪领事转达亦可。二、同时袁须宣布政见，绝对赞同共和主义。三，文接到外交团或领事团通知清帝退位布告后，即行辞职。四、由参议院举袁为临时总统。五、袁被举为临时总统后，誓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乃能接受事权。”(《总理全集》“文电”)。这就是民国政府无奈地向袁氏摊出了以政治妥协换取共和国体的底牌。

孙文亮出底牌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袁的态度仍不明朗。怒不可遏的孙文再一次致电伍廷芳时，命其揭露袁世凯在议和过程中的阴谋，并怒斥袁世凯为“民国之蠹”。

一个“和”字之下，孙文在催，而袁氏在等，以静制动。

然而历史就在此时发生了一系列紧锣密鼓的急转弯。宣统帝溥仪2月12日下诏退位。就在孙文拒绝日本对于“满蒙”要求11天后的2月14日，临时参议院接到孙文的辞呈并推荐了袁世凯。孙文结束了自己45天的临时大总统之职。15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在南京以全票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二期临时大总统。

南京临时政府屡请不就的袁氏本不愿做革命党的总统，他希望承清廷之命，召集国会来选举他为总统。可是隆裕太后没有走出袁氏心中最完美的这步棋。袁世凯于是也通过时下最时兴的方式“通电”全国，接受了革命党参议院的选举结果。

孙文的辞职咨文中写道：现在“清帝退位、专制已除，南北一心，更无变乱”，“本总统当践誓言，辞职引退，速举贤能。”

谭人凤和《民立报》馆于17日，收到孙文对于让袁的解释，孙文认为“建设之事，自宜让熟有政治经验之人”“吾党不必身揽政权”。

■ 巩固民国

如果说孙文和他的临时政府的任职内，前45天为“驱逐鞑虏”而殚精竭虑，那么在他解职后袁未到岗的45天里，就是在为维护共和政体给袁设局。

3月10日，袁世凯如愿地在他最熟悉的、根基稳固的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在京郊不远处的农民听说，又换上一位新皇上，袁皇上。共和，在这个四万万人口的老大帝国、亚洲第一个共和体制的中华民国还是一个生僻的词。

历史点评：袁世凯就职中华民国大总统后，为实现其皇帝梦，就先后废弃《临时约法》、暗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接受“二十一条”等。历史无情地嘲弄了袁世凯：他本来要追求世袭的绝对的独裁权力，结果却使他的一切既得权力都丧失殆尽。中外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妄想扭转历史车轮前进的丑角，这类丑角没有一个不是以身败名裂而告终。

从万众期待到千夫所指，袁世凯本有机会成为“中国之华盛顿”，却最终成为举国唾骂的“窃国大盗”，在众叛亲离中羞恨而死。相传袁世凯弥留之际的最后一句话是：“他害了我。”“他”是谁?有人说是一心想当“皇太子”的袁克定，有人说是一心想做“帝王师”的杨度，也有人说是袁世凯自己的帝王思想。

长子袁克定一心想当“皇太子”

身为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并没有继承其父的雄才大略，反而在父亲强大的气场下显得庸碌无为。民国成立后，袁克定更是倒霉，居然在骑马时把腿摔坏。对这样一个官宦子弟而言，如果民国就这样延续下去，那么随着袁世凯的去世，他也将堕入常人的世界。因而，对袁克定来讲，如何更好地利用其父的权力，就成为他面对的最大课题。按照中国传统思维，有子承父业一说，因此，作为袁世凯长子，袁克定也一直有当“皇太子”的强烈愿望。

在袁世凯统治逐渐稳固之后，袁克定便开始在他身边精心营造帝制氛围。袁克定知道其父很在意日美等列强的政治态度，为了给称帝舆论再加砝码，他想出了伪造《顺天时报》的主意。《顺天时报》是日本外务省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起在北京出版的中文报纸，初名《燕京时报》，主要报道中国政局内幕，进行亲日宣传。由于时政性强，在华影响力和发行量不断扩大，销量曾一度达到1.7万多份，成为华北地区的第一大报。对于善于审时度势的袁世凯来说，阅读《顺天时报》一方面可以了解中国国情，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窥测日本政界的对华态度，因此他每日必读。正是看破了父亲的心思，袁克定竟然伪造了一份宫廷版的《顺天时报》，营造日本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政治氛围，天天刊载各方支持复辟帝制的文章，使其父误判形势。此事败露后，袁世凯才明白自己一世精明，结果却上了儿子的当。因此，当他被迫取消帝制之后，曾痛责袁克定“欺父误国”。

袁克定的帝王思想甚至比其父更为严重。即便在袁世凯死后举国唾骂之际，袁克定仍然想效仿历代帝王，将其父的坟地命名为“袁陵”，结果遭到袁世凯昔日结拜兄弟、临时主持政务的徐世昌的反对，最终改名“袁林”。

湘人杨度想做“帝王师”

湘人杨度，曾跟随大儒王闿运学习帝王之术，此后一直以做“帝王师”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他曾几次东渡日本，精心研究君主立宪制度。期间虽然与汪精卫、孙中山等人来往密切，却始终坚持自己特立独行的政治见解，主张君主立宪是中国最好的政治体制。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由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被清廷重用，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成为名噪一时的“宪政专家”。而杨度也对有知遇之恩的袁世凯心存好感，认定他就是自己苦苦寻觅的“非常之人”，从而为日后充当袁世凯的“帝王师”埋下伏笔。

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东山再起，他一边表示赞同君主立宪，向清廷效忠，一边与革命派进行政治谈判。最终，革命党人答应了他提出的当总统的条件，袁世凯的政治立场迅速从支持君主立宪变成赞同民主共和。而在杨度看来，袁世凯之所以这么转向，不过是一种政治策略，一旦大权在握，还是有可能回归君主立宪的。因此，杨度在南北调停期间向各省游说时就预言，即便用总统名称，袁世凯仍可以成为“拿破仑”，使共和再为君主。

1915年4月，杨度向袁世凯呈送《君宪救国论》，直陈“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的观点。随后，他与孙毓筠、严复等共同组织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而袁世凯也对杨度投桃报李，亲自赐匾题字，称他为“旷代逸才”。

实际上，由杨度等人导演、袁世凯主演的这一场复辟闹剧，一出场便遭到举国唾骂。杨度的两位昔日好友梁启超、蔡锷率先倒袁。杨度组织筹安会时，曾派人到天津征求梁启超的意见，梁启超不仅没有支持，还写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对其进行了驳斥。

此后，全国各地倒袁活动此起彼伏，袁世凯随后被迫取消帝制，至此一病不起，遗言“他害了我”。这个“他”指的是谁，至今没有定论。但也有人说，袁世凯临死前大呼的四个字不是“他害了我”而是“杨度误我!”

无论如何，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整个过程中，杨度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实际上二人对君主立宪的理解并不一致。杨度之所以固守己见，是因为他始终认为君主立宪比共和更适合中国。他在《君宪救国论》中指出，当时的中国民众还无法真正理解共和、、自由、平等为何物，如果贸然由专制直接进入共和，只能是富国无望、强国无望，立宪也无望。而君主立宪既可以通过君主制度防止未来为争夺元首地位而发生的动乱，又可以通过立宪实现民权。

反观老谋深算的政治家袁世凯，却利用杨度对君主立宪理论的鼓吹，欲实现君主专制政体，因此，他虽然表面对杨度推崇有加，其实并不想也不敢对其委以重用，仅仅授以参政院参政等闲职。因为真正的君主立宪仍然是一种现代政体，与君主专制在根本上是对立的。是以即使袁世凯大呼“杨度误我”属实，也不过是其推脱罪责的一个借口。

袁世凯帝王思想扎根心中

也有人说害袁世凯的，既不是袁克定，也不是杨度，而是他自己心中根深蒂固的帝王思想。如此说来，袁世凯所言的不是“他害了我”，而应该是“它害了我”。

袁世凯一生复杂多变，他平定朝鲜“壬午兵变”，小站练兵，从一个落第的秀才变成中华民国的总统，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同样，他出尔反尔，四处投机，野心勃勃，不择手段，也表现出日益膨胀的政治野心。因此，无论是他宣布效忠君主立宪，抑或后来赞同民主共和，其实都是一种欺骗清廷或革命派的政治投机，其目的不过是增加自己的政治筹码。而他内心向往的，一直都是独揽大权的专制统治。所以，对于袁世凯来说，国家是什么政体并不是最重要的，自己掌控大权才是关键。可以说，正是有了袁世凯一意孤行的帝王思想，才为杨度的君宪救国论提供了实际操作的平台。

民国之初，中国虽然开始迈向共和，专制思想却难以彻底肃清。在这样一个转折与巨变的年代里，甚至连革命者本身对民主共和的理解也并不成熟。清帝退位的第二天，孙中山就实现承诺，辞职并推举袁世凯为总统。对于新旧交替的时代宠儿袁世凯来说，更是无法摆脱历史的局限。他曾经有成为一代伟人的最好机会，结果却落了个千古骂名。推翻帝制又妄图称帝，清室怨他，革命党恨他。

而在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又有张勋复辟，在此期间军阀混战，民主共和制度长期有名无实。由此可见，帝王思想不仅害了袁世凯，也严重滞缓了民国迈向共和之路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