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在中国共产党许多重要而经典的文献中，都能看到这句话。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只开了5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其实是一场学习会，是对此前开了一个多月、3天前才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进行讨论和学习。或者说，也是一个仪式，一个向党内外、国内外宣布中央工作会议所做决策的仪式。所以，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激动人心的改革起点，要从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讲起。

讲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就不得不提两个人：邓小平和陈云。他们两人扭转了中央工作会议的气氛和进程。会前，邓小平在党内的排名只能算第三位，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已经成为实际上的领导核心；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一跃成为政治局常委、中纪委第一书记。追寻这两位关键人物在1978年秋冬时节的故事，是观察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绝佳视角。

陈云的发言扭转会议方向

1978年11月10日，212名高级干部走进京西宾馆的会议室，他们是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全会一开幕，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就宣布了3个议题：一、如何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讨论两个农业文件；二、商定1979年、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工作会上的讲话。而且，华国锋还提出，在讨论这3个议题前，先讨论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从第二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工作重点转移，会场上大部分人都是拥护的。但是，许多大是大非的问题没有厘清，成千上万的冤案尚未平反，“两个凡是”还压在大家心头，这些政治上的阴影不扫除，思想上的枷锁不清理，就要把精力转移到经济工作中去，谈何容易？

第二天，一进入分组讨论阶段，华国锋定下的议题就被突破了。影响最大的，是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坚持有错必改的方针》。他一针见血地提出，“如果一些政治问题不能首先得到解决，很难使干部满腔热情地支持经济计划”，必须先解决一大批遗留的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比如，要肯定纪念周恩来的“天安门事件”，要把彭德怀的骨灰放到八宝山去，要为“薄一波叛徒集团案”平反，要批判康生的错误等等。

虽然陈云当时只是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他在党内威望很高，早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他便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他曾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对党内的情况比较熟悉。所以，他一发言，立即在200多人中引起强烈共鸣，会议方向为之一变。

在这股潮流的推动下，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了包括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八项决定。随着活泼民主的会议气氛逐渐升温，平反冤假错案、肯定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批判“两个凡是”等会议共识应运而生。

邓小平罕见地动笔写提纲

此时，会议上的另一个灵魂人物、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刚刚结束对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访问，回到北京。他没有赶上会议开幕，原本准备在闭幕时发表讲话，主要谈工作重心的转移问题。没想到，回国后短短几天，会议形势大变，他找来了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和国务院研究室的于光远，决定重新起草讲话稿。

12月2日，胡耀邦和于光远一起到了邓小平家里，邓小平说：“想了一下，不准备长稿子。”一向很少写提纲的邓小平拿出一沓16开的纸，用铅笔写了一份提纲，8条要点，1600字，写了3页，交给于光远。

提纲中的第一条是对会议的评价。邓小平的意思是：“这次会议了不起，五七年（1957年）以后没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时期）有。这个风气要传下去，（这是）很好的党的生活、党的作风，既有利于安定团结，（又有利于）防止思想僵化，实在可喜。”

第二条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据于光远生前回忆，“他告诉我们写这个问题时要‘讲点理论的重要’。这个（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很好，越看越好，越看越是政治问题，是国家前途命运问题。”

第三条是发扬民主、加强法制。邓小平说：“集中那么多年，现在是民主不够，大家不敢讲，心有余悸。发展经济，（要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工厂工人监督，农村社员监督。”“（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只能靠价值法则及供求关系来调整。否则不能自主。要靠质量，质量好会销全国。不要怕乱，市场不会乱，承认市场的一定调节。”

第四条是向前看。“这个会议向后看，解决（了）一些问题，目的是为了向前看。解决遗留问题，要快，干净利落，时间不要长。完全满意不可能。”

第五条是克服官僚主义。“好的企业必须用先进的办法管理。党委领导好不好，看企业管得好不好，看利润，看工人收入。城市如此，农村也如此，各行各业也如此。”

第六条是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员先好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农村5%（的人先富起来），到10%，再到20%，城市20%。干得好的，就影响左邻右舍。”

第七条是加强责任制。“（要）搞几‘定’：1.什么项目，2.从哪里引进，3.定在什么地方，4.定哪个人从谈判到管理。可能六七‘定’，开单子。并头进行，不耽误时间。现在打屁股打计委，有什么用？要打，打个人。国内企业也要专人负责，专门机构搞几‘定’，请些专家，譬如荣毅仁就可以当专家。”

第八条是新措施新问题。邓小平提出要搞人员核算标准。

从邓小平家里回来，胡耀邦和于光远找了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等人，赶紧起草，两三天就写好了，送给邓小平审阅。邓小平重申稿子不能长篇大论，语言要少些，干净一些反倒明确。最终，8条改为4条，全文不到8000字，邓小平自己想好了标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宣读了这篇讲话。这个讲话并没有提出新政策，邓小平也承认：“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如何搞开放，一些细节，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我就懂得不多了。”但他首创性地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颠覆了当时还很流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体系，整个党、整个国家毅然决然地翻开了新篇章，他也由此成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说：“这也许是邓小平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讲话。”于光远则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的改革号角，就集中体现在这篇讲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