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多次说到“秦皇汉武之业”。他在1953年7月7日致符定一的信中写道，“秦皇汉武之业”是“古代封建帝王的事业”。（《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第461页。）秦始皇的历史功业，首先在于结束了战乱纷争的历史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度集权的大一统帝国。而秦王朝的政治体制，实际上规定了两千年来中国政治的基本格局。作为关心历史、熟悉历史，特别重视借助历史经验指导现实斗争的政治家，毛泽东在诸多言辞文字中涉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而秦始皇，是毛泽东曾经予以多次品评的人物。因为政治时势的差异和论说主题的区别，毛泽东的秦始皇评价，有不同的侧重点。

通过毛泽东的秦始皇评价，可以了解这位政治家的史学观念和文化性格，也可以窥知他在时代条件不同的情况下有所变化的历史视角和价值取向，或许在一定意义上也有益于真切体会他在某种特殊环境下的特殊心境。

“反对暴秦，就包括反对秦始皇，完全是正义的”

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课程，有分析中国历史的内容。据当时学员保存的笔记，在“中国政治史与中国地主阶级”的题目下，毛泽东谈到秦王朝的历史：“中国政治，可说是地主阶级的政治。皇帝不过是地主的表征，所以每朝皇帝的倒闭，就是地主阶级的分裂……如秦末，二世大兴土木，人民的人力财力，耗费殆尽。汉刘邦，楚项羽，陈胜、吴广，应之而起。汉高祖先入函谷关，与秦父老约法三章，秦人大悦。此概指少数地主而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文献资料》，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编印，1983，第99页。）在关于历史上土地问题的总结中，又有这样的记录：“（秦朝末年）陈胜吴广不堪其苦，遂辍耕而叹，揭起义旗，他们纯粹代表农民利益者。同时有汉高祖、项羽等皆起兵讨始皇，结果汉高祖胜，项羽等失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文献资料》，第103页。）一说“（秦）二世大兴土木”，一说“陈胜吴广”等“皆起兵讨始皇”，其实秦末农民暴动发生时，已是秦二世时代。“起兵讨始皇”的说法，表明毛泽东认为秦末大起义的性质，总体表现出对秦政的反抗，也包含着对秦始皇的政策的否定。

毛泽东1944年4月29日致李鼎铭的信中，也有高度肯定秦末农民起义的文字：“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0～231页。）《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总结中国古代历史时，也有对于农民战争的评价：“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25页。）毛泽东在颂扬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同时，指出其发生原因是“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于是通过对“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的赞扬，也表露出了对“残酷”的秦政的否定。毛泽东《贺新郎·读史》（1964年春）“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句，也表现了同样的情感倾向。他在20世纪70年代又曾经明确指出：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对暴秦，就包括反对秦始皇，完全是正义的。（杨修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

毛泽东在著名词作《沁园春·雪》中，说到中国古代5位帝王，以“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句，透露出内心对秦始皇这位“千古一帝”的看重。此后数句是：“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自注：“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毛泽东强化了“反封建主义”的主题，说“略输文采”诸句是非“谩骂”笔法的“批判”。所谓“别的解释是错的”，回答了《沁园春·雪》在重庆初次为媒体披露后，一些站在敌对政治立场的文人“诬为封建帝王思想”的“曲解丑诋”。（《新华日报》1946年5月23日转载《咏雪词话》的编者按。）陈晋主编的《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写道：“毛泽东一向反对作者为自己的旧体诗写注解，这一例外，且言辞恳切直露，实与当年山城的风波有关，算是一种回答吧！”（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下册，第1591页。）

“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毛泽东在多次谈话中，给予西汉初年政论家贾谊很高的评价。贾谊论著以分析秦王朝得失的《过秦论》最为著名。1958年4月27日，毛泽东在致田家英的信中说到贾谊的《过秦论》：“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鵩鸟》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39页。）已经有学者著文指出，“班固《汉书》并未‘略去’《过秦论》。颜师古注《汉书·陈胜项籍传》‘赞曰：昔贾生之《过秦》曰’，引应劭曰：‘贾生书有《过秦》二篇，言秦之过。此第一篇也。司马迁取以为赞，班固因之。’应氏所谓‘此第一篇也’，即‘仁谊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一篇。‘司马迁取以为赞’，并非见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而是收入《秦始皇本纪》”，“毛泽东‘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当系误记。”（宏图：《班〈书〉未略〈过秦论〉》，《读书》1992年第4期。）

贾谊的《过秦论》，是最早的较系统地总结秦王朝兴亡的历史，较全面地分析秦政之功过得失的著名政论，其中也发表了对秦政进行文化评判的具有深刻涵义的见解。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已经大段引录了贾谊《过秦论》的内容，并且真诚地感叹道：“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

《过秦论》说秦以弱胜强，终于实现统一，“鞭笞天下，威振四海”，然而迅速败亡，是有历史原因的：“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里所说的“仁义不施”，指责秦始皇等人以暴虐之术治国，终于导致了不可挽救的政治危局。贾谊还批评说：“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志，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而秦二世又“重以无道”，终于导致秦王朝的覆灭。贾谊的这种站在相当高的历史高度发表的批评，得到许多人的赞同。《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引伍被语所谓“绝圣人之道，杀术士，燔《诗》《书》，弃礼义，尚诈力，任刑罚”，《汉书·吾丘寿王传》引吾丘寿王语所谓“废王道，立私议，灭《诗》《书》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盐铁论·褒贤》所谓“弃仁义而尚刑罚，以为今时不师于文而决于武”，《汉书·刑法志》所谓“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等，实际上都可以看作贾谊上述思想的复述。

秦政之失，在于“吏治深刻”与“赋敛无度”，是人们大都注意到的。贾谊特别指出秦始皇“行自奋之志，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的事实，实际上涉及秦王朝专制政治在体制方面的根本弊病。贾谊说，“秦王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这样的政权，“亡不亦宜乎？”以为极端专制的秦王朝迅速灭亡，是历史的必然。贾谊还具体描述了秦政的这一特色：“秦俗多忌讳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故使天下之士侧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言论的严格禁锢，是专制制度的突出特征。不过，这种禁锢并不能平息民众的怨愤，反而会激起更强烈的反抗。正如《过秦论》所指出的：“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内叛矣。”

《旧唐书·朱敬则传》写道，正谏大夫朱敬则在武则天当政时代曾经上书，借秦亡的历史教训阐发自己的政见。他说：“臣闻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门，张公室，弃无用之费，损不急之官，惜日爱功，疾耕急战，人繁国富，乃屠诸侯。此救弊之术也。故曰：刻薄可施于进趋，变诈可陈于攻战。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况锋镝已销，石城又毁，谅可易之以宽泰，润之以淳和，八风之乐以柔之，三代之礼以导之。秦既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变之祸也。”认为秦王朝在时势变化之后而政策“不知变”，于是导致败亡之祸。毛泽东在这段文字的天头有批注，重申了贾谊《过秦论》中的论点：“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张贻玖：《毛泽东读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第104页。）毛泽东对《过秦论》的特殊重视，反映当时他对贾谊的秦政批判和秦始皇批判是基本赞同的。

“秦始皇是个好皇帝”

然而，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在某些场合下，毛泽东对批评秦始皇专制、独裁的意见，却明确表示不赞同，并且主张要为秦始皇“恢复名誉”。在将秦始皇和孔夫子进行比较时，毛泽东认为秦始皇要“伟大得多”。

毛泽东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时站起来讲话了）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史学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讲话了，这才像个样子。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当然，我也不赞成引秦始皇。（林彪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嘛！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他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同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道：“要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民主与集中结合起来。”用秦始皇的极权政策比喻“集中”。同样的意思，有人记录为毛泽东表示要做“马克思加秦始皇”。（陈登才主编《毛泽东的领导艺术》，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第28页。）

1958年11月，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又说道：“殷纣王（通常称之为‘暴君’）精通文学和军事，秦始皇和曹操全都被看作坏人，这是不正确的。”（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田松年、杨德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184页。）1959年8月1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我劝这些省委书记，你们不要怕告土状。秦始皇不是被骂了2000年嘛，现在又恢复名誉；曹操被骂了1000多年，现在也恢复名誉；纣王被骂了3000年了。好的讲不坏，一时可以讲坏，总有一天恢复；坏的讲不好。”（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第297页。）

毛泽东在1964 年前后多次谈到秦始皇的历史地位，评价越来越高。在1964年6月24日一次接见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说：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的。我们认为应该讲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夫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骂他就是两条：杀了460个知识分子；烧了一些书。同年8月30日在一次谈话中说到黄河流域的水利建设，毛泽东又说道：齐桓公九合诸侯，订立五项条约，其中有水利一条，行不通。秦始皇统一中国，才行得通。秦始皇是个好皇帝，焚书坑儒，实际上坑了460人，是属于孟夫子那一派的。其实也没有坑光，叔孙通就没杀么。孟夫子一派主张法先王，厚古薄今，反对秦始皇；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属于荀子一派，主张法后王，后王就是齐桓、晋文，秦始皇也算。我们有许多事情行不通，秦始皇那时也有许多事情行不通。（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下册，第1155页。）

历史上曾经有抬高秦始皇的说法，但是毛泽东将秦始皇和孔夫子相比较，公开扬秦抑孔的论点，应当说是最具有历史文化的冲击力和震撼力的。

“焚坑事业要商量”

20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对秦始皇发表了具有更为绝对化倾向的肯定和赞扬。较此前所谓“坑儒”“其实也没有坑光”的说法更进了一步，认为对于秦始皇“焚坑事业”的历史意义应当重新讨论。

1973年7月4日，在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不能大骂秦始皇。他还感慨历史上不少诗人对秦始皇兴趣不大，“就是李白讲秦始皇”。（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第302～306页。）毛泽东的原话是：“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当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下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尽想当官。《梁甫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信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了油锅了。”确实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由于该诗后头部分写了秦始皇大兴土木，寻求长生之药等事，便引出毛泽东一段对李白很不客气的议论”。

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下册，第1273页。1973年8月5日，毛泽东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其中涉及对秦始皇的评价：“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版，第361页。） “焚坑事业要商量”，或引作“焚坑事业待商量”，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作“焚坑事业要商量”。毛泽东又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1973年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又说到秦始皇。他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是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

毛泽东诗句所谓“焚坑事业要商量”，其实在历史上是可以听到思想共鸣的。明代思想家李贽曾经这样评论李斯关于焚书的上书：“大是英雄之言，然下手太毒矣。当战国横议之后，势必至此。自是儒生千古一劫，埋怨不得李丞相、秦始皇也。”（《史纲评要》卷四《后秦纪》）

关于秦始皇焚书，还应当注意到毛泽东多次引用唐人章碣的《焚书坑》诗：“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1959年，他曾经请康生查核章碣生平以及此诗是否其作品。康生在12月8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主席：关于章碣的生平材料很少，查了几条，但同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所记差不多，送上请阅。”毛泽东于是又请林克再查。12月11日在康生的报告上写了致林克的信：“林克：请查《焚书坑》一诗，是否浙人章碣（晚唐人）写的？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1966年4月14日在《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中，毛泽东引用了这首诗。“坑灰未冷山东乱”一句，毛泽东写作“坑灰未烬山东乱”。接下来的一句话是：“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经、史、子、集成了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状况，就宣告它自己的灭亡，只有几十分之一的人还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这是一大解放，不胜谢天谢地之至。”（《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35页。）《历代诗话》卷五三《焚书》引录章碣诗句，又引明人有关焚书坑儒诗作。如：“万历中陈眉公诗：雪满前山酒满觚，一编常对老潜夫。儿曹空恨咸阳火，焚后残书读尽无。天启中叶圣野诗：黄鸟歌残恨未央，可怜一夕葬三良。坑儒旧是秦家事，何独伤心怨始皇？一诘责后人，一追咎前人，各妙。”又：“郑夹漈论秦不绝儒学，有曰：陆贾，秦之巨儒也。郦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召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十余人而问其故，皆引《春秋》之义以对。况叔孙通降汉时有弟子百余人。项羽之亡，鲁为守礼义之国。则知秦时未尝废儒。而始皇所坑者，盖一时议论不合者耳。萧何入咸阳，收秦律令图书。则秦亦未尝无书籍也。其所焚者，乃一时事耳。”这些文字，都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并不如世人所传那样残厉。毛泽东对此加了圈点。（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下册，第1318～1319页。）

毛泽东在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期间有关“教育革命”的谈话中，又曾经提到过秦始皇。他说：“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里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89页；《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第308页。）秦始皇再次被作为成功人物的典型。

有学者分析说，毛泽东抑秦贬孔的倾向，是在晚年才明显和强烈起来的。从学术上说，毛泽东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儒家是向后看，搞历史倒退，法家是向前看，强调现实发展；孔子都是空话，而秦始皇有无可抹杀的政治实绩。在1974年1月25日召开的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谢静宜说，“当我们向毛主席汇报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论的时候，主席说，噢，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儒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林立果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说毛泽东是“当代的秦始皇”。（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下册，第1154～1155页。）理解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所说到的“我也是秦始皇”，应当注意到“林彪骂我是秦始皇”这样的具体背景。

秦始皇“耽于泆乐”，“无聊得很”

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评价，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倾向有所不同。这是由复杂的因素决定的。而毛泽东出自深心的秦始皇观，经过历史心理多棱镜的折射，在不同的时段，表现出不同的色彩。

1961年9月22日，熊向晖等到武昌向准备次日会见蒙哥马利元帅的毛泽东汇报情况。当毛泽东得知蒙哥马利在参观医院时曾经对医生说“你们中医中药很神奇，应该发明一种药，让你们的毛主席长生不老”时，他对熊向晖等人说：“什么长生不老药！连秦始皇都找不到。没有那回事，根本不可能。这位元帅是好意，我要告诉他，我随时准备见马克思。没有我，中国照样前进，地球照样转。（熊向晖：《关于接班人问题的一次谈话——毛泽东和蒙哥马利》，《毛泽东交往录》，人民出版社，1991，第440页；董保存：《在历史的漩涡中——与毛泽东有关的往事》，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90 ，第188页。）68岁的毛泽东，就此发表了对生死的看法，同时也透露出对秦始皇追求“长生不老药”的做法颇不以为然。

1975年，在批儒评法运动中，全面抬高秦始皇成为一时风气。当时在毛泽东身边为他读书的芦荻曾经就秦代政治史和秦始皇的历史地位请教毛泽东。毛泽东说，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地评论。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中国以后，丧失了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泆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对暴秦，就包括反对秦始皇，完全是正义的。这次战争掀开了我国封建社会中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的序幕，在历史上有很大的意义。（杨修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这可能是我们目前所知毛泽东最后的秦始皇评价。其中“要一分为二地评论”的意见，是符合毛泽东曾经长期提倡的历史主义的原则的。

以为秦始皇“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的说法，可能并不合于历史真实。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曾经5次出巡，“亲巡天下，周览远方”，其实都是有具体的政治目的的。秦始皇在各地刻石纪念，所谓“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临察四方”，“宣省习俗”，以及《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二世所谓“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都说明了这一情形。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连年万里巡行是十分艰苦的事。我们不必轻信秦王朝当时“皇帝之功，勤劳本事”，“朝夕不懈”，“莫敢怠荒”（《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政治宣传，但是也不宜得出秦始皇“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的结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表的这些议论，其实都是对秦始皇执政后期政治风格的批评，也曲折地反映了晚年毛泽东的特殊的心境。读所谓“丧失了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泆乐，求神仙，修宫室”，“消磨岁月，无聊得很”，可以体会到这时的毛泽东，是在坚持一种急进而更急进，进取又再进取的斗争风格。而通过所谓“什么长生不老药！连秦始皇都找不到”，人们似乎又可以隐约感受到一种悲凉的气氛。有学者引录叶剑英“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的“微妙的诗句”，以为对于理解晚年毛泽东的心态“颇具启发含义”。论者又引范硕《叶剑英在1976》一书中所说，叶帅晚年，几位同志为编辑他的诗集，曾当面请教“刘亭长”指谁，叶帅不假思索地吐出“毛主席”三个字。（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第381页。）在晚年毛泽东的心理中读出“苍凉”基调，是有一定道理的。

秦始皇：一个涵义复杂的政治符号

我们看到，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评价，曾经有所变化。这种变化的出现，有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的多种因素。比如，在与当权的“腐恶”势力进行革命斗争的年代，毛泽东的立场和情感更为贴近所谓“起兵讨始皇”的“农民的反抗运动”，“农民的革命战争”。而在取得政权以后，则对秦始皇在“有许多事情行不通”的情况下“杀了460个知识分子；烧了一些书”的做法可以有较多的理解。古代政论家所谓“始皇所坑者，盖一时议论不合者耳”，毛泽东很可能是赞同的。

另外，历史人物秦始皇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的象征，本身其实也有复杂的涵义。而兼有历史学者资质的政治家毛泽东观察历史人物，自然又有从政治视角出发的特殊眼光。

1954年1月3日，就当时特定的政治背景，毛泽东曾经向苏联客人谈到秦始皇的事迹。师哲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说，‘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自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国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陕西（毛用手指着我），楚就是湖南（毛用手指着自己）。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等看。’”（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489页。）秦始皇在这里似乎被看作一种地域政治的代号。

1958年10月13日，毛泽东起草了准备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再告台湾同胞书》，其中写道：“台湾朋友们，不可以尊美国为帝。请你们读一读鲁仲连传好吧。美国就像那个齐湣王。说到齐湣王，风烛残年，摇摇欲倒，他对鲁卫小国还要那样横行霸道。六朝人有言：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现在是向帝国主义造反的时候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459～460页。）所谓“秦帝鲁连耻”，事在秦昭襄王四十九年（公元前258年），当时历史还没有进入秦始皇时代，然而我们应当注意到，后来被秦始皇继承并推行至于极致的秦的“帝”业，在这里是被毛泽东看作对诸“小国”“横行霸道”的“帝国主义”的代名词的。

当然，从总的性格倾向来说，以激进为基本特征的一如《七律·有所思》（1966年6月）中所谓“青松怒向苍天发”的毛泽东，与“行自奋之志”，“惜日爱功，疾耕急战”的秦始皇，个人风格确实还是有共通之处的。分析毛泽东的秦始皇情结，应当注意到这一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