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整顿，是“文革”期间党和人民反对“左”倾错误和“四人帮”的一场重大斗争，不仅有力地加速了“文革”走向终结的历史进程，也成为后来进行拨乱反正和实施改革开放的前奏。整顿之所以能取得显著成效，无疑与邓小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斗争精神密不可分。

6月24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说：“我建议首先自上而下地调整好各级领导班子。领导班子要有威信，敢字当头，能很好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能很好地工作。”8月3日，邓小平在接见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全体代表时提出三条整顿措施，第一条就是“一定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他非常严厉地指出：“那些怕字当头，不干工作，小病大养，无病呻吟的领导干部，索性请他好好休息，不然占着茅坑不拉屎怎么行？……解决领导班子的问题，主要是配备好一、二把手，一、二把手敢字当头，就可以把队伍带起来。”9月27日，邓小平在全国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说：“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这半年来，我讲了多次话，中心是讲敢字当头。”

作为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领导人，邓小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敢字当头”，他自己更是身先士卒、不折不扣地诠释了“敢字当头”的领导风范。

对于错误东西，针锋相对，敢于斗争。“文革”期间，迫于“四人帮”的淫威，很多人“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甚至说“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针对这种荒谬认识，邓小平不客气地指出，“这是大错特错的”。在5月19日中央军委常委会议上，他严厉批评：“不准再打派仗，凡是打派仗的，坚决按中央九号文件办。不管什么老虎屁股都要摸。”“凡继续闹派性的坚决调开，你们调不动，军委调。不管你老资格、新资格，干了多少年革命，都一样。不这样不可能把事情办成。”他还多次强调，“对于派性，领导上要有个明确的态度，就是要坚决反对，要敢字当头”。

邓小平领导处理各地派性问题，引起了“四人帮”的恐慌。王洪文专门就处理浙江派性问题致信邓小平、张春桥、纪登奎并报毛泽东说：“对浙江目前在贯彻中央十六号文件中的一些问题，我提出了一些意见，特别是对省委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提出了些不同看法。我认为浙江原来从上到下，特别是省主要领导同志、地县主要领导同志都存在资产阶级派性的情况下，提出这样的口号会把形势搞乱。”邓小平针锋相对地批道：“在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问题上，我认为省委的做法是正确的，不宜对省委作不恰当的批评。如果不对省委支持，浙江一个多月来刚刚好转的形势，势必会有反复，这很不利。”毛泽东阅看了王洪文的信和邓小平批语，对王洪文未予理睬，并默许了邓小平的做法。

涉及原则问题，毫不妥协，敢于坚持。有人曾把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比作“刀尖上的战斗”，事实的确如此。作为“文革”受害者的邓小平能够复出工作，让广大群众看到了希望，很多干部群众纷纷给他写信，或寻求帮助，或反映问题。1975年夏秋，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刘冰两次联名请邓小平转呈致毛泽东的信，揭发迟群、谢静宜等的问题。由于迟、谢二人深得毛泽东信任，毛泽东批评说：刘冰“动机不纯，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我在北京，信为什么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四人帮”由此借机对邓小平大加讨伐，邓小平被迫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会议亲历者袁宝华说：“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三十多人，王洪文主持会议，小平同志作自我批评。小平同志讲得很有分寸，原则问题寸步不让。”随后，在胡乔木提出今后是否吸收“革命造反派”参加政研室领导工作时，邓小平依然摇头说：“不要！只要吸收年轻一点的就行了。”

邓小平面对大是大非问题表现出的原则性和坚定性，最典型的莫过于他对“文革”的态度。11月20日，根据毛泽东意见，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对“文革”的评价问题，以作出一个决议。邓小平坚定地表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即使是毛泽东的意思，如果不符合事实，不符合广大群众的要求，邓小平也要加以拒绝，既彰显了一名共产党人敢当敢为的气魄和胆识，也表现出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实事求是的政治品格与历史责任。

不计个人荣辱，胸怀大局，敢于担当。作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邓小平心中，党的事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是第一位的。因此，在复杂危险的政治较量中，他能够以大无畏的精神气概，推进领导各项整顿。当时，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说：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一抓一大把，但我不怕被抓辫子；“不外乎被打倒，要打倒就打倒我”，“大字报一万张都不怕”。

正因为有这样的勇气与精神，邓小平面对任何流言蜚语或攻击诬陷，都能泰然处之。1975年上半年，邓小平同江青等就大反经验主义问题进行了斗争。6月7日，毛泽东听完邓小平汇报后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他们几个人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回答：“在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当胡乔木把《文汇报》发表的借古讽今影射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批儒文章报给他看时，邓小平说：“这些文章我早知道了，由他去骂嘛！”当听到江青在山西大寨讲话中称“宋江架空晁盖”是影射邓小平“架空毛主席”时，坦然表示：“不要紧，让她说。”这样的气量与精神，根本上体现的是一种责任意识、担当精神和使命情怀，也充分彰显出邓小平作为唯物主义者的政治胸怀和战略眼光。

邓小平“敢字当头”、大刀阔斧地领导1975年的整顿，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周恩来在9月20日准备施行大手术前握住邓小平的手，用力地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毛泽东虽然对邓小平“不抓阶级斗争”有看法，但也肯定过他领导整顿的成绩，并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来鼓励他开展工作。袁宝华后来回忆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工作时说：“古人云：‘百炼而南金不亏其真，危困而烈士不失其正’。小平同志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和运筹帷幄的才能，是我们无法忘怀的。”

（摘自《党的文献》2012年第6期 王香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