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则“香奈儿欧洲代购们哭了”的消息，引发不少关注。原来，奢侈品牌香奈儿宣布下调中国内地售价，比如一款手袋从3.82万元降到3万元，再加上汇率的变化，与此前的欧洲代购品相比，价差已很小。对此，有观点认为，进口奢侈品负担着关税、增值税、消费税，让国内消费者“很吃亏”，迫不得已选择代购，为了省去成本、避免消费外流，关税应下降。但笔者不敢苟同。

的确，随着口袋越来越鼓，中国消费者对奢侈品的消费力越来越强，今年春节的海外抢购简直成了一道风景线。一些赴美游客，下飞机便直接杀向奥特莱斯，抱着一堆包包兴致冲冲地回来。对于国内外奢侈品价格的不平衡，海关部门已有调整，税收和对自带的检查都体现了优惠。但是，调整归调整，该征还得征。因为关税体现着一国的主权，关乎着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公平性。

道理很简单。有能力购买动辄数万元的奢侈品的群体，基本属于富裕阶层，占中国广大消费群体的比例非常小。因此，税收、税率的高低不能只看他们的得与失，更要从全局来评判。当前，中国贫富差距仍然非常大，基尼系数远超国际警戒线。而适当的税收转移支付，有利于削富济贫，用来改善中低收入群体生活与医疗、教育状况。这如有关负责人所言，我们决不能未富先奢。

至于市场的波动，海外购物或代购的动荡，更多应由奢侈品厂商承担责任。比如，不少品牌热衷搞“饥饿营销”，还有的对中国大陆等后发地区产品高定价，这才是消费者落不到实惠的本质原因。这一轮价格的调整，可以说是对这些品牌很好的一课。网络时代、全球采购时代，再玩这种差别化营销的把戏，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唯有以诚待客，才能收获长久的品牌信任与忠诚度。

税收法定，税率也要法定，这是今年中国“两会”修订《立法法》的最大的亮点。关税的税收与税率同样具有严肃性、固定性，不能说动就动，得按照法律与国家利益来调整。法律背后是道理、是情理。有些国家动辄对中国低成本劳力制造的轮胎、尿素，说三道四、搞反倾销调查，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听跨国资本的忽悠，为傲娇的奢侈品敞开尚不富裕的国门呢？

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不能只听少数人、有话语权的人的声音。社会主义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必须体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尤其是底层人民、农村贫困户，很多人连奢侈品都没见过，甚至没听过。当我们讨论公共政策时，首先要从他们的利益出发，不能削弱他们的福祉，因为他们才是中国内需最大的短板，才构成中国经济最坚挺的脊梁。

（井桥夕，媒体评论员，海外网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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