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盛产奇女子，真正称得上颜值、能力和境界三高的，健康快车香港基金创会主席方黄吉雯女士算一个。

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年，香港同胞送给内地的礼物----健康快车也20岁了。6月13日，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的健康快车20周年座谈会上，这份“礼物”的发起人方黄吉雯女士做了总结发言。时光仿佛对她格外仁慈，一身浅色套装、浅笑嫣然的她已经68岁了，除了发型，与二十年前的样子并无多大分别。

健康快车创会主席方黄吉雯女士总结发言

送内地同胞一份会走的礼物

1997年7月1日下午, 刚刚就任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的董建华出现在香港九龙火车站的捐赠仪式上，代表670万香港市民向内地同胞赠送一列流动的、专门从事慈善医疗活动的眼科火车医院——健康快车，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代表内地人民接受捐赠。站在这两位旁边身着浅色套装、长发及肩的优雅女性，便是方黄吉雯，按香港的习惯，人们称她方太。

20年前的方太已是香港政商界的风云人物。她是专业的会计师，做过港英政府的立法局议员、区议会议员。1978年，她作为最早进入内地的外国会计师事务所驻京代表，在帮助国外企业投资中国的同时，还以其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执着的爱国情怀，成为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要“参谋”和“智囊”。回归前，她担任港事顾问，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任职，是经济组的召集人。回归后，她是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

“在预委会工作时，我听说内地各省市自治区都为香港回归准备了礼物。我就想，香港应该以什么礼物回赠内地。因为不可能给31个省市自治区都准备，所以想要一个会走的，最好是能用的，不是摆在那看的。”方太的普通话十分流畅，对内地的特有词汇运用娴熟，比如“牵头”：“正好印度有一个光明列车来找我筹款，我觉得挺不错，就跟当时的卫生部提出来，卫生部觉得挺好，于是就由卫生部牵头，铁道部跟着去考察，我也去了。回来以后，卫生部说可以做，铁道部也说可以做，于是开始研究做什么医疗项目。火车医院条件有限，不能输血，没有麻醉，没有X光，所以大型的手术都不能做，我们做了一个地方还要去下一个地方，术后需要很多跟进的手术也不能做。所以决定做白内障手术，因为当时中国内地有500多万名白内障患者。”

1997年7月1日，第一列健康快车从香港前往安徽阜阳。由香港企业家和普通市民捐款建造的列车由4节车厢组成，配备先进的医疗设施，来自北京、天津、广州、汕头、香港等地优秀的眼科医护人员轮流在车上服务，免费为内地贫困地区民众做白内障手术，每到一地，火车会停留3个月，做1000例手术。

“1997年时，内地懂得做超声乳化白内障手术的医生还很少，而患者又很多，怎样才能在火车医院离开后，还能持续为患者服务呢？那就给火车医院增加一个功能，为患者做手术的同时，还兼具教学医院的作用，由火车上的医疗队伍“手把手”教基地医院的医生，让他们有能力独立完成白内障手术。”当火车医院离开时，健康快车为基地医院提供手术仪器，建立一个白内障治疗中心，留下一个“不走的健康快车”，继续为当地居民服务。

20年，健康快车从最初的1列火车发展到4列火车，累计为19万多名贫困白内障患者实施复明手术；建成75所“健康快车眼科中心”，培训内地基层眼科医生2万多人次。

香港筹款依靠群众

做慈善，筹款是必修课。“97年做健康快车的时候，先找香港的大企业筹款，筹建造火车的费用和运营费用。他们的反应都很热烈，因为当时回归在即，大家都很兴奋，所以就一呼万应。第1列火车，全部是香港人出的钱。第2列火车，国家觉得内地应该有不少企业有这个实力赞助了，2002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在北京成立，作为国内首家由香港注资成立的慈善基金会，不仅可以面向中国内地募集善款，同时还申请到捐款可全额免税的资格。此后筹款就分香港和内地，两边各负责筹集50%的费用。再后来，国企中石化决定捐助第4列火车，负责建造火车的费用和运营费用，冠名为中石化光明号。”

“现在香港和内地的筹款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我们香港这边是完全依靠群众的。”方太解释，因为香港的大企业都有自己的慈善机构，它的钱大多捐给了自己的项目。而面向群众的募款，必须搞活动，让大家玩得开开心心，捐得开开心心。“每个月都有十几个筹款活动，有红盆宴、打高尔夫的、唱粤剧的、打功夫的、跳舞的，拍卖的，卖旗的，竞跑的，只要你说得出来的，我们都搞过。内地就不一样了，他们觉得不必浪费这个钱去搞什么活动，捐就捐了。企业会派出代表来考察项目，考察完如果觉得可以就上报董事会，之后每年再派人探访、监督一下，如果没什么问题，就会一直捐给你。”

香港都是个人的钱，想捐就捐，不必请示谁。“当然我们每年也组织捐款人去实地探访，让他们去看看钱是怎么用的。探访时专门组织亲子团，捐款者带着孩子去，回来都说孩子变乖了。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穷的地方这么穷的人，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探访团自愿报名，所有费用自理，基金会一分钱也不补贴，因为捐款的钱只能用在项目上。”

每年“健康香港基金”都会在电视上做一期筹款节目，节目时间持续两个小时，开通100条捐款热线，香港市民可以通过打电话来捐款。节目中除了介绍“健康快车”的工作情况，还会对一些病人进行追踪访问，使观众直观看到受捐助者康复前后的变化以及他们艰苦的生活，这种形式的筹款效果很好，每次都能收到大量的善款。2001年，电视中播放的病人是一个小男孩，他们家里有一头小猪，是小男孩最喜欢的玩伴。但为了能筹到去健康快车上做手术的交通费，也为了手术后能增加点营养，父母把小猪卖了，小男孩伤心极了。节目刚刚播出，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就接到一个年轻女士打来的电话，她说她要为小男孩捐1万块钱，让他能把小猪买回来，剩下的给他上学用。这1万块钱几经辗转，通过卫生部、地方政府，交到了小男孩手中，重见光明的小男孩保住了他的玩伴。

这两年，香港和内地的关系出现了一些杂音，有没有影响到健康快车的筹款呢？“完全没有。”方太无比肯定地说。“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香港人对内地感情是很深的。有些传媒放大和夸张了两地的矛盾，其实香港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对内地人民说三道四。再说，香港人都很有爱心，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有能力就捐一点，不管多少。用我的话说，有能力帮助别人是最大的福气，要别人帮助的人是很悲惨的。”

精准扶贫，民间机构先做起来

“我当初到内地去筹款，有人对我说，方太，你做的这个工作很有意义，但是为什么要你来做呢？为什么政府不做呢？但是政府不可能什么都做啊，政府没做的，先由民间机构做起来。”

健康快车的工作开展一段时间后，开始引起国家的重视。因为给一个人做白内障手术，让他重见光明，不仅可以帮到他一个人，还可以帮助他的家庭脱贫。为此，国家推出了“百万贫困白内障复明工程”，为100万个偏远农村的白内障患者免费做手术。设在偏远地区的健康快车眼科中心，正好符合条件可以申请国家拨款，用国家的钱为白内障患者做手术。100万例手术之后，国家又拨款做了50万例。各省的政府了解到白内障手术的扶贫效益，又在各省的资源范围内拨款，为患者提供免费的手术机会，产生十分好的连锁效应。“国家出政策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一个慈善机构能够做的事很少，就像健康快车，20年的历史也才做了18万例手术，全国有500万病人，要做到什么时候呢？但国家一行动就是150万例。所以我一直说，一个慈善机构的最成功之处，不在于我能做多少，而在于做的事引起了国家、政府的注意，出台了相关政策，解决了问题。”

白内障手术之外，方太又发现一个“精准扶贫”项目。“每年我都会到健康快车的停靠点探访，与车上的医疗队伍交流。交谈中，有医生建议，健康快车也应该关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简称糖网病）。糖网病很可怕，它来得无声无息无痛，初期（R1和R2期），病人不会感觉眼睛有任何问题。当糖尿病的病人发觉眼睛有毛病，被转到眼科时，大部分已经是糖网R3期的重症病人，即使立即做激光手术，也无法逆转已经发生的病变。而这些情况并没有多少人知道，我们的医疗人员看到越来越多的糖网病患者，特别是身处偏远地区的，跌入失明的境地。于是我们做了一些调查，发现由于生活条件变好，在最近的15年内，我国的糖尿病患者从全国人口的2.1%增加至11.6%，目前大约有1亿多糖尿病患者。据统计，糖尿病患者病程超过15年，就有78%的人患者糖网病，因此越来越多的中国糖尿病患者已进入糖网病的高发期。而R1和R2期的病人做激光治疗是无效的，必须定期检查眼底，一发现到R3期，就立即做激光手术。”

防治糖网病，要做眼底拍片、筛查、跟踪并及时治疗。2014年，健康快车就在自己的眼科中心进行糖尿病眼底筛查工作。“筛查比较简单，就是拍片子，重要的是读片，于是我们又培养读片师，成立了38个中心，培养了38个读片师。我还成立了一个中央读片中心，如果下面的读片师有拿不准的病例，可以拿到中央读片中心来鉴定。糖尿病患者中R3期的重症患者占3%，以此推算，全国有300多万人正处在因糖网病而失明的过程中，这个数字还在继续增加。他们大都不在大城市，而是分散在市镇乡村各个角落。“国家不是倡导“精准扶贫”吗？健康快车愿意承担这样‘精准扶贫’的责任，避免更多人因为糖网病失明，也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能够为政府和卫生部门在政策制定上提供案例经验。

截至目前，健康快车已经建成40所糖网中心，累计筛查糖尿病患者近5万人，挽救其中濒临失明的糖网病患者1600多人。

“健康快车的眼科中心成立得越来越多，需要高水平的专家来指导。因为我们开始呼吁世界各地的眼科专家来中国，到偏远地方的眼科中心，讲学、门诊及指导手术，专家们用自己的时间义务工作，健康快车负责提供机票和住宿。第一年，只有几位海外眼科专家参与，他们都觉得这项工作特别有意义，因为有机会深入到中国偏远的县市农村，诊断特别复杂的病例，有些病例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根本没机会遇到 。他们回国后，都成了健康快车的义务宣传员。一传十，十传百，到访中国的海外专家越来越多，2016年，有72位海外专家到访健康快车设在偏远地区的眼科中心。眼科中心的医生对这样的机会特殊珍惜，每次都非常用心地作好准备工作。当然，请海外专家到眼科中心讲学，语言沟通是个问题。若再请专业的翻译，费用十分昂贵。我们又呼吁国家大医院的眼科医生义务做专家们的助手和翻译。国内的眼科医生很喜欢这个工作，因为他们能学到很多东西，又能到偏远的地方做义工服务社会。不少海外专家与国内的眼科医生成了朋友，还邀请他们到自己的国家做进一步的进修与培训，这也是意外的益处。”

1997年健康快车驶入内地。2017年，健康快车20周年的时候，驶向了国际，到“一带一路”沿线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提供眼科医疗援助。“中国过去是慈善输入国，现在正逐渐向慈善输出国转变的过程中，健康快车也要为此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要让大家知道，‘一带一路’战略不止是基建、贸易、投资，还有文化、慈善、医疗等等。”方太说，目前，“健康快车国际光明行”已经试点斯里兰卡，效果非常好，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之后还将去巴基斯坦、缅甸、尼泊尔等地，医生还是内地医院派出，与在国内不同的是是坐飞机飞过去的。

医护人员给我最多感动

健康快车20年，什么事情给您最大的震撼？“要说震撼，每一个贫困家庭的背后都有一个震撼的故事。其实，香港以前也挺贫困，我们小时候大部分人家里都很穷，后来香港经济发展了，大家的生活才好起来。所以香港人愿意捐款，他们受过苦，更愿意帮助贫困的人。但无论香港当年怎么贫困，也没有内地这么贫困。我们读书的时候学过一个词叫‘家徒四壁’，到内地贫困地区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家徒四壁，有的住在山洞里，有的住草搭的棚子。我要说的是，虽然现在国家经济发展了，但贫穷的人还是很多，需要帮助的人还很多，富裕起来的人应该多帮助他们。”

“但给我最多震撼和感动的，还是那些来自大城市大医院的医务人员。他们愿意放下这么多，到火车上住一年工作一年，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的火车只能停靠在分线上，附近大多是煤炭厂、垃圾厂，经常是又臭又脏。很多医生都很年轻，孩子还小。我去探访时问起他们家里的情况，有的人说着说着就哭了，说是家里小孩子病了，他们不在身边，非常牵挂，说得我都快哭了。这之后我就做了一个决定，在车上的医疗人员如果家里有事，就让他们坐飞机回去，住几天再回来。我认为这些医疗人员很伟大，对他们的奉献，我们不仅要感谢，对他们的困难，我们更要体谅。”方太动容地说。

其实，在别人眼里，方太的付出更让人感动。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是内地最早参与健康快车工作的人，他曾经讲过一件事：当初他和方太一起去印度考察，住在一个相当于国内县级市的旅馆里，房间有老鼠爬到床上甚至人手上，方太和老鼠战斗了一夜，第二天照常工作。身边的工作人员写道：“认识方太至今，她总是笑得很灿烂。每一次走进偏远乡村，坐到农家并不干净的炕头，握住那些被艰苦劳作磨砺得粗糙的手，她没有一点居高临下，施恩于人的姿态，反而在农人们用各种方言土语说出的感谢话里，她表现得有点不安。责任、良心等等沉重和理性的词从未听她说起，倒是常常听她说“快乐、感动”……

为了慈善事业，方太劳心劳力，从来不睡美容觉，却丝毫无损她美丽的容颜。“有猜我40的，有猜我50的，我想我显年轻的秘诀就是忙吧。人一胖就显老，但人一忙，就胖不了。”如果不到内地出差，方太的一天时间表是这样的：10点多钟起床，到办公室，午餐一般都约人谈事情。每天一般都有一两个会要开，晚上如果没有应酬就直接回家。吃完饭开始工作，处理各种事情，到夜里3点多钟工作结束，把所有的文件资料放在一个箱子里，第二天一早由司机送到办公室。等她中午来到办公室，办公室同事已经把她交待的事处理得差不多了。

近年来，除了健康快车的工作，方太还致力于一项艺术气息浓厚的工作——培养香港有志于绘画的青少年走上艺术路。方太对水墨画情有独钟，认为最能体现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此次为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２０周年，她主持面向全球征集了５００幅水墨画，计划于8月在香港会展中心举办“全球水墨画大展”，让观者通过充满韵味的画作认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培养下一代对这门独特中国艺术的兴趣。

“这么投入工作，家人对您有怨言吗？”“我的家人很少，只有一个老公，一个女儿，女儿自己很忙，老公我们周末都在一起啊，所以不会有怨言。”方太的先生方正，曾任香港证监会主席，对健康快车的工作也投入了很多心血，两人一路相伴，相扶相携，对彼此的事业无条件支持。

回首香港回归二十年，方太说：“一国两制”的实践非常成功，未来会更加成功。而自己，将像那列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列车一样，将帮助人的事业一直做下去。（人民日报中央厨房·观沧海工作室 王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