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红军的会师，是红军长征史上的重大事件，是革命力量的会合和团聚，是战略转移的胜利，它宣告了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破产。红军长征有几次会师？有的说有六次会师，有的说有七次会师，到底有几次会师？笔者认为应该是八次会师。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资料图）

第一次会师：红二、红六军团在贵州木黄会师

1934年10月23日，红六军团主力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24日，贺龙、关向应率领红三军主力及李达所率红六军团一部从芙蓉坝、锅厂到达木黄，两军胜利会师。

10月26日，两支红军部队在四川省酉阳县南腰界举行了隆重的会师大会。会后，红三军奉中革军委电令，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

随后，红二、红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向湘西地区发动攻势作战，以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并开辟新的苏区。

第二次会师：北上抗日先遣队与红十军在江西重溪会师

以红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先后转战于闽、浙、皖、赣4省几十个县，行程3200多里，连续行军作战，深入敌人腹心，击退了国民党军队的无数次截击、追击和“围剿”。

1934年10月，北上抗日先遣队通过敌人两道封锁线，进入闽浙赣苏区，并于11月初在江西葛源以北重溪同方志敏等领导的红十军会合。

接着，部队进行了整编。根据中革军委11月4日命令，北上抗日先遣队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及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合编，成立红军第十军团，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政治委员。方志敏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继续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

第三次会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在夹金山、达维之间与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团胜利会师。

6月18日，中共中央由达维出发，抵达懋功。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在县城的天主教堂召开了干部大会，并在城隍庙举行了庆祝会师的联欢会。

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为了加强部队建设，互相学习，交流建军和作战经验，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加强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抽调部分部队加强红一方面军。同时，还互相参观访问，互相学习，充分体现了兄弟般的团结和革命军队之间的战斗友谊。

第四次会师：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在陕西永坪的会师

1935年9月初，红二十五军进入陕甘根据地。9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西永宁山，同中共陕甘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西延川县永坪镇。16日。刘志丹率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到达永坪镇，3个军胜利会师。

9月17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和西北工委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同陕甘红军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军合编为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红二十五军改编为第七十五师，红二十六军改编为第七十八师，红二十七军改编为第八十一师。9月18日，在永坪镇举行盛大的军民联欢大会。

第五次会师：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在陕西甘泉会师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进抵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今吴旗）。 11月2日，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先头团进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驻地甘泉县下寺湾。11月3日在富县以北地区召开欢迎中央红军到陕北大会。同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军委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兼）。红一方面军下辖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尔后，红一方面军总部和红一军团即从下寺湾地区向甘泉以南道左铺地区红十五军团驻地开进。毛泽东、彭德怀在红十五军团驻地会见了徐海东、程子华等，给予了亲切的勉励。

第六次会师：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会师

1936年6月3日，红六军团到达理化以南甲洼地区，同前来迎接的红三十二军会师。 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经过道孚、炉霍到达甘孜。6月30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二军团到达甘孜附近的绒岔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先头部队会师。

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齐集甘孜。 7月2日，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召开庆祝会师大会。

7月5日，红二、红六军团奉中革军委电令，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所属第二、第六军团番号不变，另将第三十二军编入红二方面军建制。

第七次会师：红一、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

1936年10月7日，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一部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第七十三师胜利会合。10月8日，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第十师，与红一方面军的第一师在甘肃会宁的青江驿、隆德的界石铺胜利会师。9日，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进入会宁城。

为了避开敌机的袭扰，红一、四方面军于10月10日黄昏在会宁文庙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庆祝会师联欢大会。

第八次会师： 红一、二方面军在将台堡会师

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率总指挥部到达隆德将台堡（今属宁夏），同红一方面军主力胜利会师。两军在将台堡召开了规模盛大的联欢大会，欢庆胜利会师。中共中央派邓小平等前来慰问，并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和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10月24日，中央书记处向共产国际报告说：“三个方面军已完全会合，我们正用大力在三个方面军中进行干部的政治教育，保证整个红军在民族革命战争的新阶段中担负组织者与领导者的责任。”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地完成了1934年秋开始的战略大转移的历史任务，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围追堵截、聚歼红军阴谋的彻底破产，极大地推动了正在蓬勃发展的抗日救亡运动。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红军4挺重机枪打飞贼 敌机坠落赤水河

作为红军压制武器的火力支柱之一，重机枪也是红军长征中必不可少的主战武器，本期就此解读。

在艺术家绘制的这张“翻越夹金山”的油画中，红圈中标出的这挺马克沁水冷重机枪十分抢眼。实际上，红军在长征中使用的重机枪包括水冷和气冷两大类，马克沁是水冷式重机枪的典型代表。

马克沁重机枪是世界上第一种真正的以火药燃气为能源的全自动武器，由英籍美国著名武器设计师马克沁爵士于1884年研发，并于1886年投产，首次实战是在1893年的第一次马塔贝勒战争中，当时一支50余人的英军部队仅凭4挺马克沁，就击退了5000多人的马塔贝勒部队，打死3000多人，一战成名。图为马克沁本人正在演示他研发的重机枪。

与传统非自动武器相比，马克沁机枪有本质不同，在扣下扳机发射瞬间，机枪和枪管扣合在一起，利用火药气体能量作为动力，通过一套机关打开弹膛，枪机继续后坐将空弹壳退出并抛至枪外，然后带动供弹机构压缩复进簧，在弹簧力的作用下，枪机推弹到位，再次击发。这样一旦开始射击，机枪就可以一直射击下去，直到弹带上的子弹打完为止。图为马克沁重机枪手绘结构图。

马克沁基本型全枪长1.08米，全重27.2千克，可发射.303口径（7.7毫米）弹药，最高射速每分600发，采用250发帆布弹带供弹，有效射程1000多米。图为陈列在英国皇家炮兵博物馆的英制1895型马克沁重机枪原型枪，注意该枪还未加装后来标志性的水冷套筒。

真正令马克沁机枪成名的还是1916年7月的索姆河战役，当时德军以平均每百米一挺马克沁MG08机枪的火力密度，向40公里进攻正面上的14个英国师疯狂扫射，一天就造成6万名英军伤亡。图为一战时期的德军马克沁重机枪阵地，可见机枪手和供弹手为防御毒气攻击，均戴有防毒面具。

除在地面使用外，马克沁重机枪也是当时德国空军战机的主战武器。图为外国军迷制作的搭载在德军双翼战机上的双联马克沁重机枪。

马克沁是当时中国最普及的制式重机枪，有包括金陵兵工厂、广东兵工厂在内的10余个厂家仿造过，多数仿自M1899式和M1908/15式。图为M1908/15式马克沁重机枪。

值得一提的是，巩厂还曾仿制过俄式轮架马克沁重机枪，该型枪使用的是苏制索科洛夫7.62毫米弹药。图为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红军战士合影，注意图中的俄式轮架马克沁重机枪。

1935年3月，红军三渡赤水期间，3架国民党空军战机于3月18日轮番攻击中央纵队驻地。中革军委警卫营立即指挥用4挺重机枪改装的“高射机枪”对敌机射击，成功击落一架，敌机直接坠入赤水河中。这一战功应少不了马克沁机枪的贡献。图为陈列在红军长征黔北博物馆内的马克沁重机枪。

除水冷重机枪外，中国当时进口的气冷式重机枪主要以法国的哈齐开斯为代表，其中最常见的是哈齐开斯M1914式，口径7.92毫米（标准型为8毫米），可使用30发弹板或250发钢制弹链供弹，全枪重24.4千克，最高射速每分600发，有效射程1000多米。图为M1914式哈齐开斯重机枪与30发供弹板合影。

需要指出的是，哈齐开斯气冷重机枪并非由美国发明家哈齐开斯设计研发，而是他来自奥地利的学生，冯·奥德莱克上尉，他设计的重机枪于1897年投产，名为哈齐开斯M1897式。其首次实战是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当时日军首次将M1897式用于实战，而M1914式为其改进型。图为陈列在法国巴黎军事博物馆的M1914式哈奇开斯重机枪。

图为M1914式哈齐开斯重机枪标志性的30发弹板供弹系统。

和它的“宿敌”马克沁一样，M1914式也参加了一战。1916年的凡尔登战役期间法军一个阵地上的两挺哈奇开斯M1914重机枪在10日内射了15万发子弹，从而令该处的法军坚守了10日。图为一战时期的一个法军防空阵地，可见双联M1914式哈奇开斯重机枪。

图为1918年（一战最后一年），美军士兵在法国境内操作M1914式哈齐开斯重机枪，可见该型枪标志的位于枪管后部的大型散热片。

除原版哈齐开斯外，当时中国还大批引进了日本大正三年式和三八式重机枪，两者其实都是哈齐开斯的仿制改进型。图为日军在演习中使用大正三年式重机，可见与M1914式不同，取消了大型散热片，使用了改进型的气冷散热装置。

日本当年曾利用这些重机枪来扶植亲日的地方实力派，例如早期袁世凯的北洋军，以及后期的粤系、奉系和晋系军阀等，这些军阀后来也进行了大量仿制。图为陈列在法国巴黎军事博物馆的日本大正三年式重机枪。

不论是马克沁，还是哈齐开斯，后来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军民手中继续发挥了重要作用。图为1937年9月，平型关大捷中，八路军战士正使用马克沁重机枪向日军扫射。

图为轮架式M1910马克沁重机枪。

红军自制手雷夺天险：弹片堆积半尺深

手榴弹（手雷）和迫击炮是红军的重要装备，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携带各型手榴弹7.6万余枚，几乎人手1枚，而迫击炮则在长征历次重要战斗中屡建奇功。欲知详情，且看本图集详解。

先说手榴弹。红军当时常用的手榴弹有2种——木柄手榴弹和麻尾手榴弹。其中，木柄手榴弹主要是仿自德国M1924式手榴弹（如图所示）的国产货，按照生产厂家不同又分为巩造、晋造、汉造和宁造等多个式样。

图为二战期间卧倒投掷M1924式手榴弹的德军士兵。

虽然1934年红军兵工厂就能制造木柄手榴弹，但因工艺要求和制造成本较高，所以长征时期红军使用的木柄手榴弹几乎全为缴获。

图中正在渡河的红军官兵使用的是木柄手榴弹。

这幅图里描绘的红军装备的也是木柄手榴弹。

图中红军投掷的同样是木柄手榴弹，但实际上，这种武器在当时是比较稀缺的，需要通过战斗缴获才能搞到。

红军装备量最大的当属自行生产的麻尾手榴弹，因其尾部拴有近半米长的麻绳（或棕线、皮条）而得名，也有将之称作“马尾手榴弹”的。

红军使用的麻尾手榴弹没有统一样式，由各根据地自行制造，因此外形、质量都有一定差别。

图为2012年9月10日，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县民间收藏家巫中民公布了一批珍藏已久的中央红军使用的手雷。可以看出，这几枚手雷外壳由铁或铜铸造而成，尾部都有用于系挂麻绳的套环，整体外形呈梨形，并铸有纵横的沟槽以便爆炸时增加破片杀伤力。

投掷这种手榴弹时，远可用手握住麻绳末端，抡圆后甩出，近则可直接握住弹体投出。弹体飞行时将麻绳拖在后面，以确保弹体前端撞击地面或目标后触发引信。

图为绰号“甜瓜雷”的红军自制手雷，其外壳口部的螺纹清晰可见，触发机构就装在这里，此外弹体还铸有镰刀锤子图案，整体铸造工艺相当不错。不过，麻尾手榴弹性能还是比较落后的，引信易受潮，发火机构也不太可靠，误落在水中或泥地上往往没法正常起爆。

手榴弹在红军夺取腊子口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敌人凭借天险拼命向红军扔手榴弹，隘口前50米范围内，弹片堆积竟深达半尺，没有爆炸的手榴弹多达上百枚，周围树木全被炸成残灰。面对敌人嚣张气焰，红军以牙还牙，派出突击队攀绝壁上山占据制高点后，居高临下用手榴弹猛攻守敌，一举夺取了腊子口。

再说迫击炮。当时红军装备的大都是仿自法国布朗德81毫米迫击炮（如图所示）的“山寨货”。

图为欧洲军队操作法制布朗德81毫米迫击炮。

图为红军使用过的迫击炮。由于军情紧急，为轻装上阵，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后主动舍弃大批辎重，只保留了“迫击炮＋轻重机枪”的火力支援武器。

图为红军早年在黄洋界保卫战中使用的迫击炮。

别看重火力只有几门迫击炮，但红军很善于在局部战斗中集中火力以创造最大战果。

比如在突破乌江和强渡大渡河的战斗中，红军的迫击炮都成功压制了住敌人火力，掩护己方部队顺利过河。

图为红军强渡大渡河时用过的迫击炮，该炮堪称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装备的“最重型武器”。

不过，由于弹药匮乏，红军炮兵在强渡大渡河后实际上已转为步兵参与作战。

红军勇士用17挺“花机关”飞夺泸定桥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在讲到强渡大渡河的17勇士时，除提到他们“每人装备一支驳壳枪”外，还提到“每人配备一挺花机关”，这个“花机关”指的就是著名的德制MP18冲锋枪，本期将简介红军长征中的冲锋枪。

在这张长征油画中，可见左侧红圈中的战士，手持一把配有直排弹匣的MP-18冲锋枪，另一红圈中的战士手持的是一挺刘易斯轻机枪。

“花机关”的正式名称是伯格曼（当时译为”白格门“）MP18”手提机枪“，这是历史上第一种实用冲锋枪，由德国著名军械设计师施迈瑟设计，伯格曼兵工厂于1918年正式投产，并于当年投入实战，取得了不俗战果。图为陈列在博物馆中的MP18，配有直排型弹匣，左侧是著名的美军汤普森冲锋枪。

MP18标准型全枪长815毫米，枪重4.17千克，使用9毫米帕拉贝鲁姆弹药，可配用32发蜗牛型弹鼓或20发直排式弹匣，射速每分500发，有效射程150米。 图为配备有32发蜗牛型弹鼓的MP18冲锋枪。

1918年（一战的最后一年），为打破堑壕战僵局，德军将领胡蒂尔首创步兵渗透战术，专门组建了经过特种训练的德军突击队，专门跟随延伸炮火从敌军防线薄弱处渗透，纵深穿插，使用MP18冲锋枪和手榴弹破坏敌军指挥系统。图为一战后的1919年，在德国首都柏林执勤的德军士兵，手持一把MP18冲锋枪，加装有弹鼓。

在1918年3月的麦克尔攻势中，德军突击队运用该战术成功渗透英法防线，向前推进60公里，并俘获5万名士兵。 图为MP18细节手绘图，上方可见其使用的两种弹匣（上为30发直排式弹匣，下为32发蜗牛式弹鼓），右下标明了MP18配备的两种瞄准标尺，最下是该枪的拉机柄和扳机细节。

“花机关”对于红军来说并非新装备，因为该型枪早在1924年就已被中国军队用于第二次直奉战争，当时奉军高级将领卫队均有配备该枪。红军在建立根据地的作战中，也陆续缴获过MP18。图为1927年（民国时期），中国青岛铁工厂仿制的MP18冲锋枪（可发射7.63毫米毛瑟手枪弹药）细节图，可见枪身上的中文铭文：口径7.63，青岛铁工厂造，中华民国16年。

例如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期间，红四军在兴国方石岭全歼敌52师韩德勤部，就缴获过20多支“花机关”。中央红军在离开江西时，携带的武器中就包括271支“花机关”和6.7万发冲锋枪弹药。图为直排弹匣版的MP18。

图为MP18冲锋枪半分解图，可见该枪整体结构简单，无需精密机床就可大规模量产，因此在二战时期被各国广泛仿制和采用。

图为外国军迷手持MP18摆POSE，可见其独特的弹鼓位置。MP18的枪口设计颇有加特林转管机枪的节奏，但实际只有中央的是枪口，其余的都是消焰器。

值得一提的是，MP18最初问世时采用的就是直排式弹匣，但后来应德军枪械委员的要求才改为了奇葩的蜗牛型弹鼓，但后来实战证明这个弹鼓十分不便，而且容易卡弹，一战后又改回了直排式弹匣。图为配有20发直排弹匣的MP18冲锋枪。

直到后来的抗日战争时期，MP18依旧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本图是十分珍贵的一张抗战时期，抗日军民使用MP18冲锋枪作战的照片。

图为加装有弹鼓的MP18两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