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陈独秀传》 朱文华 红旗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3月4日电 近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频道推出由红旗出版社出版、朱文华撰写的《陈独秀传》一书。该书描写了我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短暂且坎坷的一生，本书情节曲折动人，感人肺腑，可从中看到一个真正的有血有肉爱国爱家的陈独秀，不可不读。以下为本书节选。（孙琳）

陈独秀的感情世界是丰富而复杂的，这在他早期活动中已经充分显示出来了。探讨分析其早期感情世界的底蕴，也有助于了解和把握陈独秀的思想气质和政治个性。

1．夫妻生活及其他

前已谈到，早在1897年，陈独秀已与高大众结婚了，并且先后生下了三子三女。三子是：

陈延年，生于1898年；

陈乔年，生于1902年；

陈松年，生于1910年。

然而，由于夫妇俩思想差异甚大，且又多年分居，所以尽管生儿育女，但夫妻感情总是很不和谐。在这种情况下，本是注重感情生活的，而且又多少是接受中国士大夫在性爱问题上的传统习气（名士习气）的陈独秀，自然要去寻找新的意中人。

陈独秀找到了妻妹高君曼。高君曼生于1885年，系高大众的同父异母之妹，曾就读于京师女子师范学堂。相对缠足而又终年闭门不出的高大众来说，她的思想自然要新颖得多，加上又热爱文学，所以与陈独秀就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关于陈独秀与高君曼的结识情况，因缺乏文献材料，不知其详，估计是陈独秀于1909年秋自日本返国、赴东北迎回亡兄灵柩路过北京时，与正在北京读书的高君曼发生感情联系的，之后，高君曼辍学返籍，在安庆与陈独秀结合。有关资料说，他俩“不顾族人的歧视，冲破封建礼教”而结合，这种情况可能就是陈独秀很快携高君曼移居杭州的主要原因，时在1909年底前后。

在婚后的一段时间里，陈独秀与高君曼的感情是不错的，这有陈独秀致苏曼殊函为证：“仲现任陆军小学堂历史地理教员之务，虽用度不丰，然‘侵晨不报当关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公其有诗贺我乎？”不过，在以后，至少是从20年代初以来，两人间的感情还是发生破裂，而其主要原因，正在于陈独秀对婚姻感情问题不专一，常有外遇（详后）。这种情况表明，封建士大夫的所谓“名士习气”在陈独秀身上的确是存在的。

从另一方面来看，陈独秀当时对待婚姻性爱问题又有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情况。例如，在他参与起草的《安徽爱国社拟章》中有“戒烟、嫖、赌一切嗜好”的戒约，他在写的文章中也抨击过“中国男子待女人，不过是养着他替我生儿子罢了”的旧意识，同时也主张对于不合理的婚姻当提倡“退婚”，但他本人并没有实践。还有，他当年留学日本时惩罚姚煜，诱发点在于姚煜此人曾诱奸钱玄同的侍妾，他在《国民日日报》时期曾与友人朱茂云有隙，《惨世界》的译稿对之也有影射，而陈对朱的反感原因之一，也在于朱迷于狎邪。这种情况同样表明陈独秀对于新道德的提倡确有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毛病，换言之，他对封建主义旧道德的蔑视，毕竟不那么彻底。应当说，这种毛病不幸地在他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也有反映，只是他本人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2．父子角色的转换

在陈独秀的早期感情世界中，其处理父子关系，因本人角色的转换而有不同的内容形态。

前已谈到，陈独秀过继给叔父为嗣子。虽然嗣父陈衍庶对陈独秀颇喜爱，但陈独秀对他并无感情。据说“后来陈独秀参加革命活动，在初期他（按：指陈衍庶）怕连累自己，表面上去宗祠办了‘退继’手续，不承认父子关系，实是在暗中给予接济”。看来此说不确，因为从陈独秀首次赴日要借高大众的金镯为川资，办《安徽俗话报》时生活拮据，到任教于杭州陆军小学时“用度不丰”，都表明陈独秀不肯取得嗣父的资助。据胡适说：陈独秀“因恋爱问题及其他问题同家庭脱离了关系，甚至他父亲要告他，有一次他到北京，他家开的一所大铺子的掌柜听说小东人来了，请他到铺子去一趟，赏个面子，但他却说‘铺子不是我的’”。又据陈独秀亲友回忆，“他家的钱多得不得了，都由老太太谢氏一手掌管，陈独秀不问家事”。这些情况似都说明，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感情上，陈独秀与嗣父的联系都是疏远的，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对嗣父不置一词，对此也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不过，陈独秀对于生母查氏和嗣母谢氏却有深厚的感情。如“慈母虑孤弱，一夕魂九迁”，“辛苦归闾里，母已长弃捐”的诗句，反映了他对生母的深切怀念，对于嗣母，还有许多顺从的表示，据族人回忆，“大约是光绪三十二年，陈独秀从日本留洋回来，穿一身西装，他妈妈（按：指嗣母）老脑筋看不惯，说他‘穿得像鬼一样’”，陈独秀于是换下了西装。惟其如此，陈独秀晚年时还孝顺地侍奉嗣母，为她养老送终。

另外，陈独秀对长兄陈庆元的感情特别深厚，对此《实庵自传》中有详细的回忆，而那首情深意切的《述哀》诗，更令人读之催泪。

由此看来，陈独秀疏远嗣父，反映了他的独立行世的政治个性，而他作为儿子和胞弟，对于母辈和兄辈又是讲究（至少不否认）孝悌的，这种情况无疑是他的独立行世的政治个性在感情世界上的网开一面的缺口。

但是，一旦角色转换，当陈独秀本人作为人父时，他对子女的态度却又呈现了另一种感情世界的色彩。

据陈独秀友人回忆：因陈独秀与高大众结婚后经常外出从事进步政治活动，在家时间很少，再加上夫妻间的感情本不和谐，他的几个儿子“即受母氏先入之言，对父颇少感情，而独秀亦公而忘私，父子间极不相得”。事实上，陈独秀对于孩子也缺乏必要的关心，如稍后陈独秀与高君曼同居上海时，高氏时时向陈独秀友人潘赞化哭诉：“独秀性情与人不同，为延年兄弟不在家住食，我也苦说数次，但总不以为然，说姑息养奸，不可!不可!也因此事吵口多次，望你以老友资格代我恳求独秀，使延年兄弟回家。说其为吾姐之子，其母已逝，小子何辜，我是他姨母，又是继母，他们也很驯实，我以名义上及感情上看待他兄弟，尤甚于我所生，他兄弟失母无依，视我亦如母也。今不令其在家住食，知之者不言，而不知者谁能谅我？”而当潘赞化向陈独秀提起此事时，陈独秀还“以为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

由此看来，陈独秀对孩子的态度是复杂的，可以说是某种程度的封建家长意识和含有近代新意识的子女教育观乃至某种革命者特殊情感的混合。

3．朋友之情

到武昌首义爆发时，陈独秀已经结交了许多朋友，其中绝大多数是进步青年乃至坚定的革命者。陈独秀与友人的关系，也构成了他的感情世界的一个重要方面。

1911年春，陈独秀写有著名的《存殁六绝句》，或述亡友的革命事迹，或赞颂健在者的文章道德，感情色彩十分浓烈。其中以“曼殊善画工虚写，循叔耽玄有异闻。南国投荒期皓首，东风吹泪落孤坟”（自注：存为广州曼上人，殁为同邑葛循叔）一首殿后，表明陈独秀对于苏曼殊的友情更为看重。事实上，自1903年以来，陈独秀似与章士钊交往最多，但在感情上却与苏曼殊最为相得。

陈独秀与苏曼殊的深交，主要由于两人在思想个性和气质上有更多的接近相通之处。苏曼殊因特殊的家庭身世造成独特的品行，处世“不从流俗”，“凡委琐功利之事，视之蔑如”这一点很得陈独秀的赞赏，也引为同调。“米庸 粧高阁鸣筝尘，羞为他人工笑频。终日欢场忙不了，万家歌舞一闲身”；“丹顿裴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朱弦休为佳人绝，孤愤酸情欲语谁”，这两首陈独秀唱和苏曼殊的诗作，最充分地显示了这一点，而从苏曼殊当时赠陈独秀的诗作如《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1909年）和《东行别仲兄》（1913年）来看，似乎也只有苏曼殊最理解陈独秀当时曾有过的一度的寂寞、苦闷和感愤之情感。

陈独秀当时与何梅士的友情也相当深切。1904年2月，何梅士不幸早逝，鉴于“梅士之立志与行事，由己知之亦详”，所以章士钊即自上海致函在芜湖的陈独秀，陈独秀闻讯便回函章士钊说：“梅士之变，使我病益加剧，人生朝露，为欢几何？对此能弗自悲，哭诗一首，惨不成句矣。”写罢《哭何梅士》诗，陈独秀仍不能忘怀亡友，所以不日又有《夜梦亡友何梅士觉而赋此》诗，沉痛地说：“此时相见不忍别，坐对惟有明双瞳”，“神州世度日益急，方以病亡为尔惜”。

在与其他友人的相处中，陈独秀还显示了率直与宽厚的个性。如在日本，某日陈独秀赴《民报》社访章太炎，“主客谈起清朝汉学家戴（震）、段（玉裁）、王（念孙）诸文人，多出于安徽、江苏，陈仲甫忽提到湖北没有什么大学者”，此话被坐在隔壁的黄季刚（侃）听得，出而大声驳斥说：“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面对这种抢白，陈独秀只是“闻之索然，随即别去”，并没有反唇相讥。又如陈独秀任教于杭州陆军小学时，初访沈尹默，“一进门，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应该说，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陈独秀仍基本保持了这种率直宽厚的个性，诚如鲁迅所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这方面还有一个显著的例子，即陈独秀与刘师培的关系。刘氏此人在武昌首义前就有充任清廷密探之嫌疑，为革命党人所不齿。武昌首义后，不少革命党人即主张惩罚刘氏，陈独秀鉴于他学有专长，曾以皖省都督府秘书长的名义与邓艺荪、李光熵等人联名致电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为之乞命。再后，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时，还延请学有专长的刘师培任教于北大，甚至“两人感情极笃，背后也相互尊重，绝无闲言”。

总的说来，陈独秀是看重友情的，这是他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最有人情味的地方，由此他就自然团结了一批友人，直至他后来处于政治逆境和生活潦倒之时，就能够得到一些即使是政治思想倾向不同的友人的真诚帮助。

4．感情世界第一阶段的定性分析

综上所述，从投身进步政治运动到武昌首义前后，陈独秀形成了他的感情世界的第一阶段。联系到陈独秀在这一阶段中的社会政治活动的具体情况，可以认为，陈独秀感情世界上的第一阶段中最值得重视的东西，即对于他日后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立场的演变起最大的潜在影响作用的，乃是心灵深处的那种深沉的孤独感。

且以陈独秀写于日本时期（1907～1909）和杭州时期（1909～1911）的诗作来看，他不时以屈原自况，寄托本人的寂寞、孤独的感受。如“湘娥鼓瑟灵均泫，才子佳人共一魂。誓忍悲酸争万劫，青衫不见有啼痕”（《本事诗》），明显地借用楚辞典故，并仿效屈原“香草美人”的句式微意。又如“百护千人观，不解与君语。空谷秘出泉，知音复几何”（《华严瀑布》）；“本有冲天志，飘摇湖海间。……寒影背人瘦，孤云共往还”（《咏鹤》）等诗句，其孤独感更见深沉。与此相适应，陈独秀一方面直接表示“月明远别碧天去，尘向丹台寂寞生”（《游韬光》），另一方面甚至还有虚无的情感：“仙释同日死，儒墨徒区区。佳人进美酒，痛饮莫踟躇。”（《远游》）

当然，这种虚无主义的情感在陈独秀的感情世界中毕竟是稍纵即逝的，因为以他的已巩固强化的叛逆性格和独立行事的政治个性，是不会轻易地对自己的政治抱负发生根本性动摇的，而这一信息其实在他当时的诗作中也传递出来了：“滴血写诗报良友，天雨金粟泣鬼母。黑风吹海绝地纽，羿与康回笑握手。”（《夜雨狂歌答沈二》）

这就表明，陈独秀本人内在的思想逻辑的发展，将决定他最终超越目前这样的“孤独寂寞的革命者”的阶段。不过，陈独秀超越这一阶段，却始于倡导新文化运动，而这中间还隔着自“中华民国”成立到“洪宪”帝制筹划的四五年时间。因此，在此后的四五年中，陈独秀虽然也介入过若干实际的政治活动，但其思想活动的重点，则在于为这种超越作切实的准备。（本文摘自《陈独秀传》 朱文华 红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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