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2月7日，北京及各省投票推戴一律告竣，上报参政院，并推定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

12月11日上午9时，举行解决国体总开票。各省国民代表共1993人，赞成君主立宪票正好1993张，没有一票反对，也没有一张废票。各省的推戴书上一致写着：“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当场杨度和孙毓筠提议说：“本院前由各省委托为总代表，尤应以总代表名义恭上推戴书。”秘书长拿出准备好的推戴书当众朗读，要求袁世凯“俯顺舆情，登大宝而司牧群生，履至尊而经纶六合”。参政全体起立，一致通过。11点半，在欢呼声中散会。

当天中午，袁世凯接到推戴书，立即发回，并申令“另行推戴”。他首先表示：“查约法内载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惟推戴一举，无任惶骇。本大总统从政垂三十年，……上无裨于国计，下无济于生民，追怀故君，已多惭疚，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此于道德不能无惭者也。制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誉无可自解者也……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

下午5点，参政院再次开会，孙毓筠等提议说，此事既属全国一致，元首亦未便过拂舆情，理应由本院以总代表名义呈递第二次推戴书。众赞成。

秘书厅仅用15分钟就拟成2600余字长文，参政院继续开会，众人对推戴书均无异议，乃于当晚进呈给袁。在这个推戴书里，称颂袁有经武、匡国、开化、靖难、定乱、交邻等六大“功烈”。文中说：“前此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当日之誓词根于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而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力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则是民意已改，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固请袁世凯称帝。

12日一早，袁世凯申令说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于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文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子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为了“救国救民”，只好当皇帝了。

1915年12月，在国会、民众请愿团(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筹安会和各省国民代表的推戴下，恢复了君主制。袁世凯多次揖让，最终接受皇帝之尊号，建立中华帝国，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行君主立宪政体，把总统府改为新华宫。12月23日，袁世凯身着衮冕在天坛祭天，并拟定于1916年1月1日举行登基大典。袁世凯即位后，拟定《新皇室规范》，其中包括“亲王、郡王可以为海陆军官，但不得组织政党并担任重要政治官员;永废太监制度;永废宫女采选制度;永废各方进呈贡品制度;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然而，孙中山、梁启超等人坚决反对帝制，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也深为不满，段祺瑞致电袁世凯：“恢复国会，退位自全”。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贵州、广西相继响应，3月份袁世凯被迫宣布退位，恢复“中华民国”年号，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企图依靠段团结北洋势力，压制南方起义力量，但起义各省没有停止军事行动。5月下旬袁世凯忧愤成疾，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而亡，时年57岁。同年8月24日正式归葬于河南安阳。

历史点评：历史无情地嘲弄了袁世凯：他本来要追求世袭的绝对的独裁权力，结果却使他的一切既得权力都丧失殆尽。中外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妄想扭转历史车轮前进的丑角，这类丑角没有一个不是以身败名裂而告终。袁世凯的历史又一次证明：凡是不顾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违背人民意志而倒行逆施的人，无论他是多么骄横跋扈，显赫一时，其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

从万众期待到千夫所指，袁世凯本有机会成为“中国之华盛顿”，却最终成为举国唾骂的“窃国大盗”，在众叛亲离中羞恨而死。相传袁世凯弥留之际的最后一句话是：“他害了我。”“他”是谁?有人说是一心想当“皇太子”的袁克定，有人说是一心想做“帝王师”的杨度，也有人说是袁世凯自己的帝王思想。

长子袁克定一心想当“皇太子”

身为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并没有继承其父的雄才大略，反而在父亲强大的气场下显得庸碌无为。民国成立后，袁克定更是倒霉，居然在骑马时把腿摔坏。对这样一个官宦子弟而言，如果民国就这样延续下去，那么随着袁世凯的去世，他也将堕入常人的世界。因而，对袁克定来讲，如何更好地利用其父的权力，就成为他面对的最大课题。按照中国传统思维，有子承父业一说，因此，作为袁世凯长子，袁克定也一直有当“皇太子”的强烈愿望。

在袁世凯统治逐渐稳固之后，袁克定便开始在他身边精心营造帝制氛围。袁克定知道其父很在意日美等列强的政治态度，为了给称帝舆论再加砝码，他想出了伪造《顺天时报》的主意。《顺天时报》是日本外务省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起在北京出版的中文报纸，初名《燕京时报》，主要报道中国政局内幕，进行亲日宣传。由于时政性强，在华影响力和发行量不断扩大，销量曾一度达到1.7万多份，成为华北地区的第一大报。对于善于审时度势的袁世凯来说，阅读《顺天时报》一方面可以了解中国国情，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窥测日本政界的对华态度，因此他每日必读。正是看破了父亲的心思，袁克定竟然伪造了一份宫廷版的《顺天时报》，营造日本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政治氛围，天天刊载各方支持复辟帝制的文章，使其父误判形势。此事败露后，袁世凯才明白自己一世精明，结果却上了儿子的当。因此，当他被迫取消帝制之后，曾痛责袁克定“欺父误国”。

袁克定的帝王思想甚至比其父更为严重。即便在袁世凯死后举国唾骂之际，袁克定仍然想效仿历代帝王，将其父的坟地命名为“袁陵”，结果遭到袁世凯昔日结拜兄弟、临时主持政务的徐世昌的反对，最终改名“袁林”。

湘人杨度想做“帝王师”

湘人杨度，曾跟随大儒王闿运学习帝王之术，此后一直以做“帝王师”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他曾几次东渡日本，精心研究君主立宪制度。期间虽然与汪精卫、孙中山等人来往密切，却始终坚持自己特立独行的政治见解，主张君主立宪是中国最好的政治体制。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由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被清廷重用，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成为名噪一时的“宪政专家”。而杨度也对有知遇之恩的袁世凯心存好感，认定他就是自己苦苦寻觅的“非常之人”，从而为日后充当袁世凯的“帝王师”埋下伏笔。

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东山再起，他一边表示赞同君主立宪，向清廷效忠，一边与革命派进行政治谈判。最终，革命党人答应了他提出的当总统的条件，袁世凯的政治立场迅速从支持君主立宪变成赞同民主共和。而在杨度看来，袁世凯之所以这么转向，不过是一种政治策略，一旦大权在握，还是有可能回归君主立宪的。因此，杨度在南北调停期间向各省游说时就预言，即便用总统名称，袁世凯仍可以成为“拿破仑”，使共和再为君主。

1915年4月，杨度向袁世凯呈送《君宪救国论》，直陈“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的观点。随后，他与孙毓筠、严复等共同组织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而袁世凯也对杨度投桃报李，亲自赐匾题字，称他为“旷代逸才”。

实际上，由杨度等人导演、袁世凯主演的这一场复辟闹剧，一出场便遭到举国唾骂。杨度的两位昔日好友梁启超、蔡锷率先倒袁。杨度组织筹安会时，曾派人到天津征求梁启超的意见，梁启超不仅没有支持，还写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对其进行了驳斥。

此后，全国各地倒袁活动此起彼伏，袁世凯随后被迫取消帝制，至此一病不起，遗言“他害了我”。这个“他”指的是谁，至今没有定论。但也有人说，袁世凯临死前大呼的四个字不是“他害了我”而是“杨度误我!”

无论如何，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整个过程中，杨度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实际上二人对君主立宪的理解并不一致。杨度之所以固守己见，是因为他始终认为君主立宪比共和更适合中国。他在《君宪救国论》中指出，当时的中国民众还无法真正理解共和、、自由、平等为何物，如果贸然由专制直接进入共和，只能是富国无望、强国无望，立宪也无望。而君主立宪既可以通过君主制度防止未来为争夺元首地位而发生的动乱，又可以通过立宪实现民权。

反观老谋深算的政治家袁世凯，却利用杨度对君主立宪理论的鼓吹，欲实现君主专制政体，因此，他虽然表面对杨度推崇有加，其实并不想也不敢对其委以重用，仅仅授以参政院参政等闲职。因为真正的君主立宪仍然是一种现代政体，与君主专制在根本上是对立的。是以即使袁世凯大呼“杨度误我”属实，也不过是其推脱罪责的一个借口。

袁世凯帝王思想扎根心中

也有人说害袁世凯的，既不是袁克定，也不是杨度，而是他自己心中根深蒂固的帝王思想。如此说来，袁世凯所言的不是“他害了我”，而应该是“它害了我”。

袁世凯一生复杂多变，他平定朝鲜“壬午兵变”，小站练兵，从一个落第的秀才变成中华民国的总统，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同样，他出尔反尔，四处投机，野心勃勃，不择手段，也表现出日益膨胀的政治野心。因此，无论是他宣布效忠君主立宪，抑或后来赞同民主共和，其实都是一种欺骗清廷或革命派的政治投机，其目的不过是增加自己的政治筹码。而他内心向往的，一直都是独揽大权的专制统治。所以，对于袁世凯来说，国家是什么政体并不是最重要的，自己掌控大权才是关键。可以说，正是有了袁世凯一意孤行的帝王思想，才为杨度的君宪救国论提供了实际操作的平台。

民国之初，中国虽然开始迈向共和，专制思想却难以彻底肃清。在这样一个转折与巨变的年代里，甚至连革命者本身对民主共和的理解也并不成熟。清帝退位的第二天，孙中山就实现承诺，辞职并推举袁世凯为总统。对于新旧交替的时代宠儿袁世凯来说，更是无法摆脱历史的局限。他曾经有成为一代伟人的最好机会，结果却落了个千古骂名。推翻帝制又妄图称帝，清室怨他，革命党恨他。

而在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又有张勋复辟，在此期间军阀混战，民主共和制度长期有名无实。由此可见，帝王思想不仅害了袁世凯，也严重滞缓了民国迈向共和之路的步伐。

袁世凯称帝的几个幕后推手

《顺天时报》是日本人办的一份报纸，袁世凯对其十分关注。其子袁克定便专门办了一份假《顺天时报》给袁世凯看，鼓吹帝制，迎合袁世凯。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了所谓的民众劝进书，宣布登基，史称洪宪皇帝。1916年3月22日，袁被迫下台，当了83天皇帝。6月6日又因尿毒症弃世而去。袁世凯是一个谋略绝非寻常可比的人，为什么一定要冒天下之大不韪，逆历史之潮流，复辟帝制呢?这里面除了袁本人的原因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人在幕后充当推手，这个因素也不可不察。

袁世凯在临死之前，曾吃力地吐出4个字：“他害了我。”这个“他”是谁呢

据袁氏家族的人估计，袁世凯死前所说“他害了我”的“他”，很有可能就是其子袁克定。袁世凯死后，袁克定在灵前用头触棺，放声大哭：“爸爸!爸爸!我对不起您!”袁克定的这般哭喊，与他鼓动其父称帝有关。

袁克定之所以主张其父称帝，是因为这样一来他就是皇太子了。袁世凯有一妻九妾，有17个儿子、15个女儿，袁克定是袁世凯的长子，而且是唯一的嫡出。袁世凯对袁克定十分重视，抱有殷切期望，这从袁克定的名字中就可看出。袁克定的乳名叫“继光”，“继光”的含义，用袁世凯的原话是：“继吾先人之光也”。由于袁世凯的着意培养，袁克定不仅旧学功底深厚，而且德语和英语都相当不错，袁世凯与洋人交涉时，经常由袁克定充当翻译。在他的书房里，堆满了德文和英文书籍。所以，袁克定很有抱负。辛亥革命后他极力鼓动帝制，无所不用其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活动就是给他父亲编造《顺天时报》。

《顺天时报》是日本人在北京办的报纸，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无暇东顾，因此，袁世凯十分关注日本的态度，《顺天时报》就是袁世凯的重要消息来源。由于该报纸经常发表一些对帝制不利的消息，于是，袁克定心生一计，决心瞒天过海，偷梁换柱，自己花钱编造假版《顺天时报》，经常刊登一些鼓吹帝制的文章，袁世凯看了以后，非常高兴，认为日本方面不会有问题，于是加快了帝制的步伐。

不过，毕竟是纸包不住火。这事后来被捅到袁世凯那里，袁世凯把袁克定找来，问明情况，气愤至极，袁克定忙跪下求饶，袁世凯拿起皮鞭就打，边抽边骂：“孽子!欺父误国!”

袁世凯在临终时抱怨：“杨度误我”

袁世凯称帝，还与“筹安会”的“六君子”、“十三太保”关系至为密切。“六君子”指杨度、孙毓筠、李燮和、刘师培、胡瑛、严复，他们在1915年8月14日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鼓吹帝制。“六君子”加上梁士诒、张镇芳等7人，合称“十三太保”。

袁世凯在临终时抱怨：“杨度误我。” 杨度就是“十三太保”中首要的人物。1915年4月，杨度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撰写了两万多字的《君宪救国论》，呈递袁世凯，袁大为赏识，于5月底特地颁发亲笔题写“旷代逸才”的4字匾额一方，赏赐给了杨度。

杨度之外的“十三太保”当中，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梁士诒。梁士诒号称财神，在民国时期担任总统府秘书长、铁路总局局长、交通银行总理等，是交通系的主要魁首。起初，梁并不热心帝制。袁世凯曾14次探询梁士诒对帝制的看法，梁都假装不解，仅有一次向袁直接表白道：眼下大总统的权力，比各国君主要高，所不同的是子孙没有继承权，可继承权恰恰对子孙后代有害啊，历代帝王哪有像清代这样安然退位的呢?为改变其态度，袁世凯、袁克定决定向交通系开刀。一天，袁克定约见梁士诒，单刀直入，问：变更帝制，肯帮忙否?梁见来者不善，回答：容考虑后再作答复。回去后梁就召集交通系人员开会，明确指出：赞成不要脸，不赞成就不要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头之不在，哪有脸面?讨论结果，大家觉得还是要头的好，并且一致认为，不干则已，要干就干得彻底。次日，梁回报袁克定，表示要全力以赴，以策前驱，用钱就包在自己身上，并提供了推动帝制的路线图，袁克定大喜过望，乐不可支。

除了“十三太保”之外，还有一些人对袁称帝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对袁称帝起到推动作用的还有一些人，比如：

陈宧。1915年11月陈宧受命为四川都督，临行前，伏地九叩首，并跪着上前，嗅袁世凯的脚，大呼：大总统如明年还不登基，我陈宧此去到死都不回来了。陈宦这些北洋将领，想的就是：大哥做了皇帝，小弟也挣个将军到手。杨度也说过：北洋诸将，从公多年，所为何事，只不过攀龙附凤，求子孙富贵耳!如总统犹豫不定，将来诸将又怎么办，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袁世凯1915年12月称帝后，封陈宧为一等侯。但到第二年5月，陈宧却又劝袁世凯退位，并于当月通电四川独立，成为袁世凯帝制失败的主因之一。

阎锡山。山西王阎锡山尽管是同盟会员，可在帝制期间为保全自己的地位，极力推动，他还把自己的父亲阎书堂送到北京租屋居住，表面上是请老人家逛逛北京，实际上是把父亲作为人质，使袁对他放心。1915年4月间，他被袁世凯召见3次，其中第一次召见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并为此谈虎色变，心有余悸。他后来回忆道：我一生见过了多少位咱国家的元首，如孙中山、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曹锟，甚至张勋、段祺瑞以至蒋介石等，没有哪一个像袁世凯的两道目光那样虎视眈眈地逼人，使人不敢仰视。

张作霖。张作霖发誓道：关以外有异样，唯作霖一人是问，作霖一身当之;关内若有反对者，作霖愿率本部以平内乱。

古德诺博士。1915年7月，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古德诺博士访华，并于8月20日发表《共和与君主论》，认为中国民智低下，只宜行君主立宪而不宜行共和。古德诺访华期间是袁克定负责接待的，这对他是个极大的鼓舞。

日本公使日置益、英国公使朱尔典等，多有赞同帝制的表示。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日置益对袁世凯面递《二十一条》时说：“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总统再高升一步。”朱尔典在中南海怀仁堂国宴间，竟用英语尊称袁世凯为“陛下”。

从上可知，袁世凯当上皇帝，既有自己的原因，也有客观的条件，合在一起，成就了袁世凯的83天皇帝梦。这是袁世凯的“人生高峰”，同时他的事业和生命也在这一时间戛然而止。(北京日报 苏全有)

(作者为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