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毛泽东接见聂元梓（前排左二）等学生代表。

聂元梓，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女人，从1966年到1976年的10年间，在《人民日报》见报106次，其中发表署名文章8篇。“文革”结束后，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忆起她仍余恨未消。这场席卷全国、导致无数开国将帅、革命元勋、社会贤达家破人亡的“十年浩劫”，就发端于是她领衔的一张“大字报”，搅得周天寒彻。

1966年，聂元梓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在康生老婆曹轶欧授意下，5月25下午在北京大学食堂贴“大字报”，激烈批评校领导在教育革命中不让贴“大字报”、开声讨大会，是压制群众，“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作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6月1日向全国广播，6月2日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聂元梓因此声名大噪，与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统称为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北大赶走刘少奇、邓小平派出的工作组后，聂元梓当上北大校文革筹委会主任、校文革主任，积极参与“揪叛徒”残害忠良，炮打总书记邓小平、诬陷朱德委员长等政治活动。

据“文革”后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人民日报》撰文回忆：哥哥邓朴方是北大物理系的学生，受父亲问题的株连，于1968年被聂元梓等开除党籍，迫害致残。几经辗转，送到北京清河社会救济院，胸以下肢体瘫痪，时常高烧。每日只能躺在床上，用铁丝编字纸篓一类的东西挣点零用钱，处境异常悲惨。

聂元梓早年投身革命，抗日战争期间曾在延安学习，作为根正苗红的干部进入高等学府，本没有什么资格对教育问题说三道四，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热，让她失去了基本的自知之明。

聂元梓这样的人，文化专业水准有限，但阶级斗争的意识极强。她在《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中扬言：“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她从骨子里蔑视知识，仇视知识分子。1967年5月23日借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25周年，煞有介事地告诫知识分子：“要在世界观上来一个脱胎换骨的彻底的改造”，广大的工农兵、劳动人民才是历史上真正的英雄，而知识分子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小心被历史所抛弃。

据《人民日报》1979年8月6日陈克寒、李筠悼念邓拓的文章：1965年时，北京文教书记邓拓一眼看穿聂元梓是想“否定解放以来教育工作伟大成绩”，严正指出：“这是一匹害群之马”，会害得教育界不得安宁。

然而，党内以阴鸷著称的康生却欣赏聂元梓：说：“管她是乌龟王八蛋，只要能反他们，我就要用。”“四人帮”控制新闻界的时候，她一度被称为“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妖、不怕怪，不愧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知识分子”。

聂元梓最风光的时刻，是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接见，当选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中委。“四人帮”垮台后，她被捕入狱，后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17年徒刑。北京市组织批判了“五大造反派”的“反党乱军、大搞打砸抢、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反革命罪行”。“文革”后，《人民日报》批判聂元梓的新闻报道和文章有9篇，到2000年7月1日后，这个名字就从报章销声匿迹了。

“白卷英雄”张铁生（中）

另一个搞乱教育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发迹时间比聂元梓晚，1973年8月10日第一次登上《人民日报》，3年内赞扬文章34篇；“文革”结束即被捕，在党中央机关报被批判了14年，共有176篇批判文章，是当初赞扬文章的5倍多。

黄帅

“文革”期间还有一个“反潮流”的小将、北京小学生黄帅，有关报道和文章在《人民日报》多达59篇，都是赞扬她挑战“师道尊严”。最后一篇报道是1979年9月8日，《按照党的政策和本人表现，北京工业大学录取黄帅》，这时已是“文革”后，政府和社会对这个未成年人当年的胡闹表现了最大的包容。

历史大潮，泥沙俱下，聂元梓、张铁生这样的小丑，成为教育界呼风唤雨的风云人物，本是一场历史的误会，也是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