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国拿着检测报告在河南省三门峡监狱门口。

2015年5月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单。

4月14日下午，刘建国再次来到河南省三门峡监狱讨说法，漫长的等待过后，这次仍没有任何进展。

刘建国是河南洛阳新安县人，2005年因犯罪在三门峡监狱服刑，其血清经三门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是阳性，2010年起和另一名艾滋病狱友关押在一起，2011年开始服用抗艾滋病药物。2012年3月，驻马店疾控中心再次对其检测，发现HIV-1型抗体阴性。此事给刘建国及家人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

去年1月，刘建国出狱后，多次找三门峡监狱和三门峡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协商未果。三门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接受采访时否认误诊。目前，河南省三门峡监狱暂未就此事回复。

杀人被判服刑15年

刘建国今年57岁，家住河南省洛阳新安县铁门镇薮山村，其年轻时当过两年兵，后来在家务农，结婚后育有一双儿女。

1991年7月一天晚上，刘建国父亲和同村村民因为纠纷打了起来。刘建国和家人跑去帮忙，混战中他打死了人。刘建国怕被抓，连夜乘火车逃跑到了新疆，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安顿下来，平时靠打零工维生。

出事那年刘建国32岁，家里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大儿子7岁，小女儿才刚4岁，留给妻子一个人照看。

逃亡的日子并不好过，很多次一听到警车来，刘建国就会躲在屋里不敢出去。直到1996年，刘建国才敢和家里人联系，他妻子带着儿女到了新疆，一待就是8年。

14年后，刘建国被民警抓获，从外地带回老家，后当地法院判其有期徒刑15年。2005年5月，刘建国被送到了河南省三门峡监狱服刑。

血清送检显示为阳性

“我患有艾滋病。”刘建国说，他得知这个消息后，当时就蒙了，眼前一黑，差点摔倒。但看着检测报告单上血清被检测为阳性结果，他又不得不相信。

据刘建国回忆，2010年3月，三门峡监狱医院院长、生活科科长等人员告诉他，说他患有艾滋病，并与同样患有艾滋病的王成另行隔离关押。刘建国说，当时他在检测报告单上签了字，并按了手印。刘建国说，监狱医院早在2005年11月就已拿到检测报告，次年又得到再次确诊。其间，他们隐瞒了5年。平时和正常的服刑人员关押在一起，“直到签字时候，我才知道详情。”

之后，刘建国找到监狱医院，询问为啥不告诉他。刘建国转述说，医院当时担心他压力大，没告诉是为他好。刘建国说，此事监狱通知了他的家人，新安县疾控中心还专门派人到家里，对他家人进行了抽血化验。

在同一监狱服刑的鲁尚说，那时整个监区都知道刘建国得了艾滋病，大家都有意无意躲着他，恐怕传染到自己身上。刘建国提供的HIV抗体确认检测报告单显示，10月31日检测为阳性；11月7日检测为阳性。结论HIV-1型抗体不确定(±)。报告日期为2005年11月8日，左下方盖有三门峡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印章。

和患艾狱友同住两年

刘建国说，他在三门峡监狱又坐了5年牢，其间，王成因患有艾滋病被家人保外就医，只剩下他一个人。当时，他也想让家人把他保外就医，可是家人不想让他回去，并告诉刘建国还不如死在监狱。

2011年5月底，刘建国被送到驻马店一个专门关押艾滋病人的监狱，和多名艾滋病人关押在一起。刘建国说，整个监狱艾滋病人大概有60多人，大家都吃住生活在一起。那时，一个月理两次头发，有的病人头上长满了脓包，不小心就会划破。有钱人自己买推子，没钱人就共用一把剃头的推子，大家轮番推头。除此之外，刮胡刀也一样，有的也是共用。“现在想起来都后怕。”

“还有更可怕的现象。”刘建国说，他和狱友在一起玩时，有时自己的皮肤会被对方抓破，“还好老天长了眼，没被传染上，否则到哪讲理去。”

“把我误诊成了艾滋病”

刘建国说，从2011年6月底开始，他还被服用抗艾滋病药物，随即出现腹泻、呕吐等症状，服药时间一直持续长达7个月。刘建国被疑患有艾滋病一事，后来有了转机。

2012年3月，驻马店疾控中心对刘建国重新化验后出具了检测报告，确认他HIV抗体呈阴性，刘建国得知后高兴坏了。至今他也想不明白，三门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报告结果是怎么出来的。

刘建国提供的另一份2012年3月22日报告单显示，送检单位豫南监狱，送检标本是血清，结论是HIV-1型抗体阴性。

去年1月底，刘建国刑满释放后出狱。刘建国说，他没有艾滋病，为何检测结果是阳性，并和艾滋病人关

押一起，服用抗艾滋病药物。出狱后，刘建国先后多次找到三门峡监狱和三门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讨说法未果。刘建国说，三门峡监狱称，报告是三门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具，与他们无关；而三门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称，血样是三门峡监狱采集送检的，他们只对血样负责。为了证明清白，去年5月11日，刘建国在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再次检测，其结果仍为阴性。

目前，刘建国已将三门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告上法庭，今年4月27日将在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开庭。

据有关资料显示，世界上至今尚未研制出根治艾滋病的特效药物，也还没有可用于预防的有效疫苗。

被改变的7年人生

从2005年刘建国被检测出抗体阳性，到2012年HIVB1型抗体阴性，7年间，刘建国的人生彻底改变了。

“我试图自杀了两次都没成功。”刘建国说，他服用长达7个月艾滋病药物，先后出现腹痛、疱疹、脱发等症状。当年他想死的心都有，处处受歧视，家人也不要他，他对生活失去希望。一次，他把药用筷子往喉咙里捣，想尽快结束生命；另一次是想跳楼，被狱友发现及时救了回来。出狱后，刘建国找工作受阻，对方听说他患有艾滋病，都不敢要他，他只能靠低保维持维持生活。

不仅刘建国自己命运得到改变，就连他的家人也受到影响。得知情况后，刘建国近80岁的父亲一气之下卧床不起，最后含羞而死；其妻子患了抑郁症，整天以泪洗面，不敢出门；儿子当时正在谈对象，也分手了；女儿和女婿多次吵架闹离婚。

刘建国的妻子侯女士说，本来丈夫坐牢就不光彩，又被诊断出艾滋病，在农村得了这样的病，谁能受得了。“在村里都抬不起头，大家指指点点，见到我就躲着走。”

对此，刘建国邻居玉凤证实说，两家仅一墙之隔，之前挺好的邻居，得知刘建国患有艾滋病后，就和他们家人再也没有来往过。多名村民称，大家都知道刘建国得病的事，都不敢和他家人往来，“怕被传染上。”

蕨山村支部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显示，“我村村民刘建国患有艾滋病，很多人都知道，家人受到影响很大，以上情况属实。”后面盖有公章和部分村民的签名。

疾控中心

只对检测报告结果负责

4月14日下午，记者陪同刘建国来到三门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名姓赵的工作人员称，他们否认误诊，并称当时三门峡监狱采血送过来的，他们只是接收，并未见到刘建国本人。

第一次检测阳性，隔了几个月后，又重新检测了一次，还是如此。赵先生表示，他们对其检测的结果负责，但是不敢保证中间的环节有其他因素，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们也不清楚。目前已经到诉讼程序，有些事一时半会儿解答不了，等具体到27日开庭再说。

截至记者发稿，河南省三门峡监狱暂未回复。(应采访者要求，文中王成、鲁尚、玉凤均为化名)（记者 吕高见）

原标题：犯人被“艾滋病”后关特殊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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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蹲7年冤狱 法院：没必要全国公开道歉

法制晚报 2016/04/19 06:53

梁策向《法制晚报》记者谈及自己身患重病

原标题：教授蹲7年冤狱获赔70万 法院:没必要全国公开道歉

法制晚报讯 (记者张恩杰)4月16日，《法制晚报》记者获悉，黑龙江一高校社会经济学教授都林，因参与内蒙古包头市政府的高速公路建设遭受7年冤狱。4月15日下午，都林收到包头市中院对其做出包括人身自由和精神损害在内共计70余万元国家赔偿的决定书。

此案另外两名被告人——唐山籍商人梁策和哈尔滨籍女商人谢艳萍也将于近日提起国家赔偿。

这桩长达7年的冤案改变了三个人的命运，如今，梁策因坐牢而身患重病，谢艳萍的房产被封，60岁的都林无法享受退休待遇。

一案造成三人冤教授被囚7年获赔70万

4月15日下午，备受关注的内蒙古包头高速公路合同诈骗冤案受害人之一、高校社会经济学教授都林收到了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送达的国家赔偿决定书：支付赔偿请求人都林人身自由赔偿金540291.48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162087.44元，合计70余万元。

对于都林请求的因坐牢而身患重病所产生的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补偿金等7项赔偿款项，法院以没有相关证据证实是由该中院判决造成的损失而予以驳回；就其提出的在全国性报纸及网站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法院亦不予支持。

都林4月16日向《法制晚报》记者表示，这与他当初所提出的651万元赔偿相差甚远，他将向内蒙古高院申诉。

在深圳蛇口某医院接受完肾透析治疗的花甲商人梁策对《法制晚报》记者讲述，他们三人之所以以合同诈骗罪被抓，问题就出在包头市发改委因为高速公路项目而配置给他的40亿吨煤田上，这块预计能产生800亿价值的“肥肉”被包头市发改委从他手里改签给了中国泛海集团及四川商人刘汉所控股的汉龙集团等几家公司。

就在包头发改委“变卦”后不久，梁策即被逮捕。该案历经包头市中院三次对其判处无期徒刑，内蒙古高院两次发回重审后，最终由内蒙古高院判决无罪，整个过程长达7年。

除了梁策外，参与项目的谢艳萍及都林也分别被判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8年，最终由内蒙古高院宣告无罪。

梁策：从董事长到阶下囚

2004年初，50岁的梁策成为广东道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

这一年，梁策应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政府招商邀请，赴包头投资建设达茂旗百灵庙至满都拉矿运高速公路。

2006年9月23日，包头市交通局和梁策的公司再次签订合同，除了涉及建设“百满公路”，还增添了一条固阳至百灵庙段的一级公路建设，为此，包头市发改委给予该公司白彦花煤田40亿吨煤炭开采权，用于对上述项目的资源配置。

2007年1月30日，依照包头市发改委430号文件，包头市交通局与该公司签订特许经营权协议，该公司向包头市交通局汇入保证金人民币500万元，并按照BOT项目要求，交付503万元委托包头公路规划院完成设计。

2007年8月17日，包头市政府召开第13次常务会议，同意为中国泛海集团、中海油、汉龙集团、东方希望煤化工项目配置白彦花煤炭资源。

此时，梁策刚刚完成煤田前期研究报告及规划设计，还未等到他反应过来，冤狱发生。

2009年2月22日，梁策被包头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包头警方认为，2005年期间，梁策与谢艳萍、都林等人先后发包施工工程，与第三方签订施工协定，收取工程保证金，已涉嫌合同诈骗罪。

历经三次有罪审判终审获无罪判决

2010年7月16日，包头市中院做出一审判决，梁策犯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谢艳萍和都林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8年。

三人分别向内蒙古高院提出上诉，认为所谓合同诈骗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2011年1月19日，内蒙古高院做出终审裁定，撤销包头市中院判决，发回重审。

7个月后，包头中院再次做出同样的判决，梁策等三人再次上诉。

2012年12月25日，内蒙古高院第二次撤销包头中院判决。

经过两次判决和两次终审裁定撤销，此时，谢艳萍和都林已在包头市看守所度过了40多个月。

2013年8月21日，包头中院第三次做出刑事判决，依旧判处梁策三人罪名成立，判决书内容与前两次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无奈之下，梁策等人第三次上诉。

直至2015年10月13日，内蒙古高院终审改判，宣告梁策、谢艳萍、都林三人无罪。

蹲监狱病情恶化现在每周肾透析维持

2015年11月9日，内蒙古高级法院工作人员赶到广东，向正在住院的梁策宣布了无罪判决。

梁策在终审无罪判决生效后，立刻向包头市中院刑二庭递交了《返还扣押财产申请》，要求返还随案扣押的500万元资金及相关物品。但其表示，包头公安局和包头中院一直推诿，至今分文未退。

由于在羁押期间不能得到及时治疗，梁策病情恶化，得了尿毒症，同时被诊断出大面积脑梗、肾衰竭、严重的糖尿病并发症。四年来，梁策依赖每周透析四次维持生命，每月医疗费用3万多元。其表示，自从被采取强制措施后，无任何收入，加之没有医保，现已无法承担高昂的医疗费用。

包头中院出具给都林的《国家赔偿决定书》

都林：劳改致脊柱扭曲肢体部分被切除

都林向《法制晚报》记者表示，在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他被羁押了近7年，共计2459天。如今，60多岁的他重病缠身。

“一个面积仅有十平方米的监室，关着十多名在押人员，每天要求在押犯坐在小凳子上自省。”都林称，长期的囚禁致使他的脊椎严重扭曲，以至于现在一瘸一拐，不能正常行走。

包头市看守所要求在押人员每天必须完成定额分配的劳动任务，常年的劳动以及冤案所背负的巨大心理压力，最终导致他患上多种疾病。

2009年5月11日，都林因糖尿病长期得不到合理治疗而导致并发症，被急送包头市中心医院抢救，其右臀部和右下肢部分被手术切除，住院治疗近一年才活着回到看守所。“这期间我曾多次申请取保候审，但相关机关不予批准。”

儿子放弃高考去打工妻子救夫花百余万

都林对《法制晚报》记者称，冤案不仅给他身体带来伤害，名誉的损失也无可挽回。他被羁押后，亲朋疏离、家庭破裂、单位除名，他的养老、医疗保险均被终止。

“我出狱时已经年满60周岁，却无法享受退休养老待遇。我现在身患多种严重疾病，特别是糖尿病并发症导致肾功能病变晚期，需要住院治疗。我上有90岁的父亲，下有一个重度脑瘫的残疾女儿，目前生活困难重重。”都林称。

都林还向《法制晚报》记者透露，案发时，包头市公安局曾扣押他银行卡一张，其中两万元退赔给案件当事人苏连和，另外三万元不知去向。

都林妻子张秀艳则向《法制晚报》记者透露，2009年儿子备战高考时，丈夫都林突然被非法拘押，给儿子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他知道家里已没有经济能力供他读大学，于是他放弃了高考，四处打工，现在已经28岁的儿子只靠微薄的收入，无法成家立业。

“丈夫被抓后，我们一家老小仅靠我在民办高校任教的4000元月薪是远远不够的，在亲友处筹借不到钱时，我就向银行小额贷款解决应急，再努力还款。这七年我为丈夫上访、申冤、讨回公道，请律师打官司等就花去了100多万元。”张秀艳称。

“当时包头中院和我协商赔偿事宜的负责人称，我在看守所里被刑讯逼供及劳动改造所落下的重病残疾应向包头公安机关等其他赔偿义务机关主张赔偿权利。对此我很纳闷，如果不是法院的一纸判决，我能坐牢长达7年吗？”都林称，对于其提出的养老待遇损失赔偿，包头中院称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不予支持。

谢艳萍：狱中最割舍不下女儿房屋被拍卖财产被扣押

谢艳萍也在2009年3月与梁策一同被批捕。

她向《法制晚报》记者表示，身陷牢狱之灾后，在哈尔滨为女儿贷款买的两套房子，在担保公司起诉至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后，最终被拍卖。

谢艳萍的另外两套房子也被法院作为赃物查封，至今未返还。起因是她求一名律师办事，给了该律师两张空白委托书，却被该律师篡改成欠条，最终以涉嫌敲诈他人钱财入狱。

此外，该律师在内蒙古工地上骗走谢艳萍135万元，也因该律师患病取保候审死亡后，不了了之。

在监狱里，最让谢艳萍割舍不下的是她的女儿，“我被抓时，女儿在上高中，出来后，她已经大学毕业。可以说，这几年她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不仅没有享受到母爱，反而还因为我连累了她，受尽他人的白眼。”

谢艳萍称，自己已经准备好申请国家赔偿的材料，打算在本月底向包头司法机关提交。

c回应没必要在全国媒体公开道歉

今日上午，负责调解都林国家赔偿案的包头市中院沙法官向《法制晚报》记者表示，对于都林提出的包括人身自由赔偿、精神损害赔偿等七项赔偿款项，他们只支持了人身自由赔偿、精神损害这两项，是因为考虑到法院的一纸判决使得都林被羁押了2459天，限制了其人身自由，对其造成了精神损失。所以包头中院以国家赔偿法所规定的对此两项不高于35%的赔偿额度为依据，最终根据案件实际情况，以30%的赔偿额度做出赔偿都林合计70余万元的决定。

值得一提的是，都林所提出的要求包头法院在全国性报纸及网站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法院不予支持。沙法官称，因为按照国赔法第三条、第十七条规定，对于请求人的侵权是在该案的影响范围之内。

沙法官还说：“都林所涉及的这桩合同诈骗冤案，是在我们内蒙古包头市产生的，且都林也不是全国有影响的知名人物，所以对于此侵权行为我们认为远远达不到全国的影响力，所以没有必要在全国媒体公开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