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10多个民间团体共同将《“慰安妇”专题》联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

包括中国、韩国、菲律宾、印尼等地在内的亚洲众多国家和地区，都是二战时期日本推行“慰安妇”制度的重灾区。但随着“慰安妇”幸存者相继去世，以及日本政府的百般阻挠，让世界听到“慰安妇”的声音并非易事。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部分参与联合申遗的组织和机构及中方首席专家。

5月26日，参观者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慰安妇”专题摄影展。 新华社

韩国“慰安妇”援助机构“分享之家”：

“日右翼阻挠申遗活动从未间断”

安信权强调，韩国、中国等亚洲受害者要团结在一起，解决慰安妇问题。特别是要彻底揭露日本侵略战争事实和战争罪行，让日本正式道歉并进行法律赔偿

本报记者 王家辉 发自首尔

“日本政府妨碍、阻止‘慰安妇’资料申遗是对日本战争罪行和加害事实进行隐藏的反历史行为。”韩国“慰安妇”援助机构“分享之家”所长安信权说。

这家致力于为二战时期韩国从军慰安妇争取权益的民间机构，近日联合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10多个民间团体共同将《“慰安妇”专题》联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

韩国“慰安妇”“分享之家”成立于1992年，旨在帮助无法维持生计的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分享之家”拥有世界最早的人权主题博物馆“日军‘慰安妇’历史馆”，同时设有“国际和平人权中心”。自1993年6月起，韩国政府登记在案的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共238名，目前在世的有42人，其中11人在“分享之家”生活。

据安信权介绍，将“韩国慰”安妇资料申遗的想法，源于“分享之家”附属的日军“慰安妇”历史馆展示的受害者图片。通过参观这些图片，外国人可以了解到“慰安妇”受害者的苦痛、战争的创伤以及和平的价值。“我们应该将这些图片在全世界共享，将其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为此，“分享之家”提出报告，经韩国女性家族部研究后，韩国国会召开了政策讨论会并做出相关决定。但由于韩日在2015年12月达成有关“慰安妇”问题的相关协议，由韩国政府出面主导“慰安妇”资料申遗的计划被迫暂停。

为避开日本的阻碍，收集更多的资料、达成共识，这次主要由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民间团体联合起来共同申遗。此次申遗记录物名为“日军‘慰安妇’的声音”，由2744件资料组成，内容涉及受害者的证言记录等慰安部运营事实证明资料、“慰安妇”受害者调查资料、受害者的治疗记录等。

安信权介绍说，迄今为止，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记录物大致可分为灿烂的历史成就、历史性转折点和惨痛回忆三类，“慰安妇”相关记录物属于第三种情况。“‘慰安妇’记录物是对历史事实的价值判断，是值得人类共同记忆的历史事实。”安信权说，“‘慰安妇’相关资料如果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可以展现人类到底有多残忍，蕴含着让这样的悲剧事件不再发生的警戒意味。”

安信权表示，日本右翼从未间断过对申遗活动进行阻挠，尤其是日本右翼政治家和极右分子还持续向“分享之家”寄恐吓信。“日本持续歪曲历史，将受害者称作是为了赚钱的‘卖淫女’，散布所谓没有强制性、没有记录的虚假事实，并妄言称连受害者们的证言也是假的。”安信权说，“他们试图阻止我们将人权的珍贵告诉全世界人民，这是反人权的行为。”

安信权强调，韩国、中国等亚洲受害者要团结在一起，解决“慰安妇”问题。特别是要彻底揭露日本侵略战争事实和战争罪行，让日本正式道歉并进行法律赔偿。

印度尼西亚“慰安妇”团结网络组织：

“日阻挠‘慰安妇’史料申遗将适得其反”

本报记者 周檬 发自雅加达

“我们申报的资料是关于日军直接参与强征‘慰安妇’的可靠史实，日本政府任何阻挠申报的做法都将适得其反，”印度尼西亚“慰安妇”团结网络组织负责人艾卡·辛德拉提日前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专访时说。

今年6月，来自中国、韩国、印尼等国家和地区的10多个民间组织，共同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将日军二战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事实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此举遭到了日本政府及右翼组织的无理阻挠。

艾卡说，她对日本政府的做法并不惊讶。“去年12月28日，国际社会就见证了日本政府通过拙劣的政治手段同韩国就“慰安妇”问题达成协议，此举进一步恶化了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声誉。”

1942年3月，日军占领印尼，也将臭名昭著的军事性奴隶制度带进了印尼。作为一名独立研究员，艾卡从事印尼“慰安妇”问题研究已有17年。1999年，仍是一名广播记者的艾卡对印尼日惹一位名叫马尔迪耶姆的日军“慰安妇”受害者进行了特别报道，从此与“慰安妇”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一年，艾卡辞去了记者的工作，专心从事“慰安妇”研究。为了调查印尼“慰安妇”历史，艾卡遍访爪哇、加里曼丹、苏拉威西和马鲁古等地开展独立研究的同时，也同包括摄影师、艺术家、电影制作人、活动人士、学者和机构在内的社会各界开展合作。2007年，基于马尔迪耶姆的一手证词，艾卡与日本人权活动人士木村幸一教授共同发表了印尼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反应日军在印尼强征“慰安妇”历史的传记文学——《他们叫我百惠》。此书不仅成为印尼“慰安妇”历史研究人士的主要参考文献，还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和数个亚太国家“慰安妇”博物馆收录。

据艾卡介绍，目前印尼“慰安妇”的人数有多种版本，根据日惹法律援助机构1993年的统计数据，印尼“慰安妇”人数为1056人；1996年，印尼前兵补通信论坛认为，印尼“慰安妇”人数达19545人。“印尼‘慰安妇’已年近耄耋，身体状况日趋恶化，也未能获得政府和公众特别关注。”艾卡说。

2008年，艾卡联合木村教授等数人共同发起了印尼“慰安妇”团结网络组织。目前，印尼“慰安妇”团结网络组织正在和印尼基督教大学社会政治学院、印尼大学文化科学院开展合作，共同提升印尼年青一代对尚未得到彻底清算的日军二战罪行的认识，进而获取年青一代对“慰安妇”争取权益的支持。

除在国内开展研究和宣传工作之外，印尼“慰安妇”团结网络自成立之日起，就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国际机构及论坛上开展合作，每年定期会晤讨论和评估“慰安妇”人权运动进展，制定新的宣传策略。此次，印尼“慰安妇”团结网络组织同其他10个国家和地区一道，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定的国际标准，对“慰安妇”历史事实严格开展筛选程序。“选择联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是‘慰安妇’团结网络组织同其他10个国家和地区民间组织共同确定的方式，其目的就是施压日本政府直面悬而未决的‘慰安妇’问题。”

“我和木村教授分析认为，我们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的文件内容有效性较高，申报必将取得成功。但如果日本政府对这一进程实施政治干预，不排除申报会陷入停滞。”艾卡说。

在艾卡看来，不论日本政府采取何种措施阻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申报进程，都将进一步暴露出日本在面对战争罪行时的愚蠢和懦弱。“只要这一71年悬而未决的问题得不到日本政府的解决，日本就将面临政治困境，难以同其他亚太国家实现和解。”

菲律宾非政府组织“Lila Pilipina”：

“我们不能让日本就这样抹除伤疤”

“这些可怜人在成为日本二战罪行受害者之后，竟然还要成为日本（政府）扭曲历史的受害者”

本报记者 杨天沐 发自马尼拉

“这些可怜的人们在成为日本二战罪行受害者之后，竟然还要成为日本（政府）扭曲历史的受害者……日本政府把‘慰安妇’问题扫到地毯下，以此来否认这个问题的存在。”菲律宾非政府组织“Lila Pilipina”执行主任瑞切尔达·埃斯特雷马杜拉对《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说。

埃斯特雷马杜拉介绍说，该组织致力于帮助菲律宾老年人，长期以来收集有关“慰安妇”的证词和文件，为她们争取权益，尽管联合国已将“慰安妇”认定为日本的战争罪行，但是日本方面始终拒绝正视历史。

在长期与日本政府的斗争中，该组织不得不秘密推动工作，以防计划遭到破坏。埃斯特雷马杜拉说：“我们得非常小心，因为我们知道日本政府会阻挠我们的行动。此前，我们不发声明也不开记者发布会。直到这个月（6月）我们（向联合国）提交申请，东京方面才知道。”

除了日本方面的阻挠，时间也将真实的历史渐渐抹去。今年90岁的伊拉里亚·布斯塔曼特还记得，74年前，三名日本兵将她绑架，塞进一辆军用卡车。随后她被送到一座军营里，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受尽屈辱。那年，她才16岁。

埃斯特雷马杜拉告诉记者，该组织陆续收集了来自174名“慰安妇”受害者的证词和记录，但是目前还在世的不过70人。她说：“我们不能允许日本在国际社会上扭曲历史、粉饰自己的行为。战争的伤疤就在那里。我们不能让日本就这样抹除伤疤，假装这些战争罪行就没有发生过。‘慰安妇’的事情是真实存在的。受害者们站了出来，说出了残酷的真相。因此，我们要让这些历史写在纸上，或者以其他方式保留下来，永远被铭记。”

正如埃斯特雷马杜拉所说，随着受害者逐渐老去，如果连一点记录也不存在，恐怕将来“慰安妇”会仅仅成为一个名词，甚至连这个名词都被遗忘。

2015年12月30日，在位于首尔的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韩国民众高举“慰安妇”受害者的画像抗议。 新华/欧新

苏智良：“慰安妇”申遗是为拒绝遗忘

如果日本政府真的期待“不可逆”地解决这一问题，就不应该再次赤裸裸地反对“慰安妇”资料申遗，损坏自己的形象，而应该静观其成，以此向世人表明日本已有所长进

本报记者 黄莹莹 发自北京

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世界“慰安妇”资料申遗中国首席专家。

2015年，苏智良教授作为首席专家，参与了中国“慰安妇”档案申请世界记忆名录的工作。日前，作为世界“慰安妇”资料联合申遗中方首席专家，苏智良接受了《国际先驱导报》专访。

民间合作更有利于联合申请

《国际先驱导报》：去年中国单独对日军“慰安妇”档案的申遗遗憾落选，这次为什么会选择联合申遗？

苏智良：我多次呼吁对“慰安妇”档案进行联合申遗。基于一些原因，上次中国对“慰安妇”档案进行了单独申遗。由于日本政府的干涉和反对，甚至要求修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规则，再加上“慰安妇”制度的推行不仅仅是在中国，在亚洲其他日军占领地区都存在过，所以去年11月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委员会建议联合申遗。我们这次也是响应了这样一个号召和意见，跟其他国家的相关组织联合起来共同申遗。

Q：我们注意到，这次参与联合申遗的组织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么多民间组织是怎么联合在一起的？

A：这次有关“慰安妇”资料的申遗行动，是由来自中国、韩国、菲律宾、印尼、东帝汶等国家和地区十多个民间团体和机构联合提出的。以往的申遗多由国家或政府层面主导，但是要将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官方联合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日本政府肯定不会同意。以民间团体的形式，更加有利于联合申请。

过去20多年间，关于“慰安妇”问题有很多国际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各个组织之间都有了联系，并在“慰安妇”问题的调查、研究、援助等方面有过很多合作。这次这些组织都不是临时召集起来的，实际上每年都会碰到，都是有过长期合作的组织。

将日军“慰安妇”相关文献申请世界记忆名录，其目的是拒绝遗忘，将这些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和资料永久留存，以推进人类对“慰安妇”制度的反省、思考与批判，同时保护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的名誉和尊严，防止歪曲历史。公正记录和评价日本的侵略历史，有助于避免悲剧的重演。

向联合国提交了2744份材料

Q：为了这次联合申遗，主要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A：这次联合申遗的准备时间差不多有一年。这次联合申遗主要由韩国方面来协调，去年在首尔成立了联合申遗秘书处，负责申遗相关工作的组织和协调。韩国女性家族部曾经参与过申遗工作，但是去年12月日韩签订了关于“慰安妇”问题的协议，韩国政府受到了一些压力，因此韩国政府就不再介入这个事情，现在都是由民间团体来做。

一年来，我们共同召开了几次非公开会议，主要是讨论各个组织提供哪些材料，以及申请书的起草事宜等。5月份，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民间团体代表在首尔举行了联合申遗的签约仪式。

Q：这次申遗主要提交了哪些材料？

A：目前我们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了共2744份材料，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即“慰安妇”历史档案和“慰安妇”调查及抗争活动的文献。历史档案部分，包括战争期间及战后战犯审判使其所产生的公共文书、私人文书等。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提供了一些，其中主要是中国大陆提供的材料，大多来自一些档案馆。这些档案主要是战争时期形成的，也有一部分是战后日军战犯的口供，都是比较权威和确凿的证据。

调查及抗争活动文献部分，包括各地“慰安妇”受害者的相关调查资料、战片、图画及作品、就医记录等文献，以及各国民众参与的受害者支援以及人权恢复运动等资料。从1992年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及其支持者每周三都会前往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集会抗议，至今已持续24年。这样的抗争史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值得被人类永远铭记。

接下来的“斗争”将会非常激烈

Q：接下来将如何继续推动申遗工作？

A：按照流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提交的材料进行受理登记后，将由专家对相关材料和档案进行审核，审核后专家会提供意见和建议，今年年底前后会反馈给各申请组织。申请组织根据专家的意见，补充或调整文献材料或申请书的表达方式。不出意外的话，明年春天递交补充及调整的材料，明年秋天教科文组织召开专家委员会，最后确认哪些可以进入世界记忆名录。

有一些计划暂时不便公开，因为我们的对手是日本政府，它会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可以预见的是，接下来的“斗争”将会非常激烈。

日韩两国在去年12月28日达成“不可逆”地解决“慰安妇”问题的协议。如果日本政府真的期待“不可逆”地解决这一问题，就不应该再次赤裸裸地反对“慰安妇”资料申遗，损坏自己的形象，而应该静观其成，以此向世人表明日本已有所长进。

“等不到道歉，就不会闭眼”

将历史纪录保存下来，等待有一天真相大白，也许是鲁夫-奥赫恩和其他“慰安妇”姐妹们讨回公道的最后机会

本报记者 张小军 发自悉尼

“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着我们所有人死去，但我不会死，我要一直活着。”93岁的扬·鲁夫-奥赫恩今年2月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作为为数不多仍然健在的“慰安妇”，鲁夫-奥赫恩一针见血，揭开日本政府坚持拒绝向“慰安妇”道歉和赔偿的计划。

鲁夫-奥赫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遭遇，是“慰安妇”典型的噩梦。

日本军队占领荷兰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后，鲁夫-奥赫恩一家和很多荷兰平民被囚禁起来。忽然有一天，她与另外9名惊恐的年轻女孩被日本兵强拉出来，沦为“慰安妇”。

无数痛苦之后，是更多的痛苦。鲁夫-奥赫恩一度怀孕，然后被强制流产。身体尚未恢复，新的一轮折磨就又开始了。

战争结束后，鲁夫-奥赫恩移民澳大利亚。铭心刻骨的伤痕，她隐藏了50年。当她终于战胜自己，开始向世界讲出这段痛苦的经历，要求讨回公道时，遇到了意想不到的二次伤害——日本在美国的帮助下，给“慰安妇”问题“捂上了盖子”。

日本玩弄的是经济援助牌。“慰安妇”问题覆盖了很多国家和地区。这其中也包括日本海外开发援助投资的受益对象。

“由于担心日本从经济方面施加压力，这些（受援）国家中“慰安妇”的声音往往受到压制。”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日本历史学家卡罗琳·诺尔玛博士对《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说。

由于身体原因，鲁夫-奥赫恩现在已经不能再接受采访。而日美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暗通款曲，影响深远。

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的发言人在回复记者的邮件中说，“外长已经公开谈到被日军性奴役妇女遭受的个人痛苦和巨大创伤”，但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程序独立，澳大利亚没有在此次申遗中选择立场。

事实上，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藏有大量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强奸妇女的资料，包括没收的日文文件、日军高官审讯译文以及民间组织“海岸观察者”提供的有关情况报告等。

将历史记录保存下来，等待有一天真相大白，也许是鲁夫-奥赫恩和其他“慰安妇”姐妹们讨回公道的最后机会。因为，留给她们的时日已经太短暂了，而困难还是一眼望不到头。

“她仍在等着日本道歉，如果等不到，她是不会闭眼的。”鲁夫-奥赫恩的女儿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采访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