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个省份人均收入排行

　　核心提示

　　-按照各地两会消息，2015年已有26个省（区、市）下调了城乡收入增长目标

　　- 2014年沪京浙深等省市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都超过4万元，上海达47710元，从东中西看，收入差距依然显著

　　-在收入增长放缓的同时，物价增幅也在下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做好“托底”任重道远

　　按照各地两会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与2014年相比，今年计有26个省（区、市）下调了城乡收入的同比增长目标，4省（区、市）保持不变，仅有西藏目标上调。在13个公布了2014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省（区、市）中，实际增速慢于该省去年地区生产总值（GDP）增速的有9个。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城乡收入增长目标下调符合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但如何加大保障支出，确保低收入群体的利益，是确保收入分配公平的关键。

　　1.收入与GDP：同步下调，还需同步提质

　　以较发达省份江苏为例，2012年、2013年、2014年该省GDP分别同比增长10.1%、9.6%、8.7%；城镇居民收入分别名义增长12%、9.6%、8.7%。

　　收入与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趋一致。从各地情况看，仅有西藏将收入增长目标从去年的“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上调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3%以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0%”。

　　陕西、江西、安徽、内蒙古的收入增长目标基本保持不变。其余26个省（区、市）均不同程度地下调了城乡收入的同比增长目标。其中，重庆、江苏、广东、上海、辽宁5个省市去年与今年均提出，当地居民收入增长要与经济增长同步或基本同步，但是这5个省市今年的GDP增长目标均较去年有所下调。

　　各省比较来看，吉林从去年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2%”下调至今年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8.5%左右”，下调幅度最为明显。此外，天津、青海、甘肃、宁夏4个省（区、市）同步下调了城乡收入增长目标各2个百分点。

　　对于城乡收入增长目标普遍下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张立群认为符合新常态下经济形势的客观实际。经济增长与收入增长为正相关关系。目前中国正着眼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双中高”要求收入增长目标进行科学调整。放慢脚步是为了走了更好。各地今年纷纷下调经济增速，把重心放在升质增效和改善民生上。从长远看，这恰恰有利于促进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

　　2.收入与CPI：风险抵消，还需完善社保

　　分析2014年收入与CPI可以看出，在收入增长放缓的同时，通胀水平也一同下降。相当一部分省区市的CPI在2%以下的低位——北京1.6%、天津1.9%、山西1.7%，内蒙古1.6%，辽宁1.7%，安徽1.6%，河南1.9%。超过2%的省区市包括上海2.7%、青海2.8%，广西2.1%、甘肃2.1%等。

　　CPI增长的放缓体现了有利的一面，这使得居民收入实际购买力水平的增幅要大于名义收入对购买力水平的提升。但2015年的情形出现了新的变化。

　　从各地两会透露的信息看，对CPI的预判值高于2014年。北京、天津、河北、山西、重庆、内蒙古、辽宁、安徽、河南、福建、四川、云南、贵州等分别将2015年CPI调控目标定为“3%左右”。随着相关省份居民收入目标的下调和CPI增幅的判断，要防止物价等因素产生的不利影响，还需要完善相关社会保障，让收入能持续稳定增长，增强应对风险的能力。

　　而从目前看，通缩的风险似乎更大。在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看来，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农产品物价水平将显著下降，这将降低农民经营性收入的增长速度，直接拉低低收入户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相关专家也提出，在收入增长目标回落的同时，政府应该增加保障支出，以稳定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这既可以采用减税的办法，也可以扩大民生开支。

基尼系数

　　3.收入与基尼系数：贫富差距，还需打破固化

　　中国基尼系数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2013年0.473，呈逐步回落趋势。尽管如此，超越0.4警戒线的这一数值仍须引起高度重视。作为能以一个数值反映总体收入差距状况的指标，基尼系数具有一定说服力，但由于中国特殊国情，基尼系数似乎不足以概括收入差距的真实。

　　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2014后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844元，比上年增长9.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8%。记者梳理发现，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广东、天津、福建、山东、辽宁这9个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从收入数额分析，2014年上海、北京、浙江、深圳等省市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超过了4万元大关，其中，上海最高，达47710元，北京43910元位居第二，深圳40948元，浙江40393元。

　　从东中西看，收入差距依然十分显著。2014年青海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2307元，甘肃暂排最后，为20804元。从城乡居民收入的总体情况看，也体现了这种差距—-东部：2014年浙江32658元，江苏27173元，广东25685元；中部：湖北为18283元，河南15695元，湖南17622元；西部：甘肃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080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5736元。

　　从东中西部收入差距到城乡收入差距，从行业间收入差距到不同职级收入差距，如何实现分配的公平考验着中国，考验着改革。在很多专家看来，关键是要打破贫富凝固，形成上下流动的通道，让更多中低收入者实现收入增长，而中低收入群体正是拉动消费最有力的生力军。机制的完善关键在于加快改革。提低、扩中、控高的六字方针需要有效落实。

　　提低——包括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大教育投资等。北京市近日宣布上调6项社保待遇标准。其中，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每月人均增加305元达到3355元；4月1日起，企业最低工资标准也将上调160元，达到1720元。6项标准调整后将惠及该市314.2万人。限高——主要是对国企高管等高收入群体，通过对垄断行业企业收入进行调控实现更公平的分配，目前正在深化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扩中——则需要通过各项措施扩大中等收入比重，形成橄榄形收入分配格局。

　　4.收入与最低工资标准：积极有为，还需量力而行

　　2014年，已经有19个地区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这19个地区分别为：重庆、陕西、深圳、山东、北京、上海、天津、山西、青海、甘肃、云南、四川、江西、贵州、内蒙古、河南、浙江、江苏、河北。调整之后，从最低工资标准的绝对数上来看，全国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仍然是上海，分别达到1820元和17元。

　　从最低工资增长幅度看，2014年最低工资平均涨幅较往年出现下降。人社部透露的数据显示，去年19个地区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在14.1%。虽然增长幅度达到了两位数，但14.1%仍是近年最低水平。据统计，2011年全国24个省份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22%；2012年25个省份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20.2%；2013年全国27个地区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调增幅度为17%。

　　“最低工资标准是一把‘双刃剑’，并非调得越高越好，必须把握好度。”长期研究工资问题的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说，最低工资标准如果提高得过慢过少，就会影响低收入劳动者及其赡养人口的基本生活水平，就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如果提高得过快过多，就会给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特别是在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情况下，还会影响就业。事实上，改革进展到今天，这样的“两难”问题越来越多。民生改革需要更多辩证思维，要积极而为，也要量力而行。

　　5.收入与失业率：结构矛盾，还需苦练内功

　　最近，北京大学市场与媒介研究中心和国内网站展开调查，并联合发布了《90后毕业生饭碗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高校毕业生第一份工作起薪平均为2443元/月，高于去年毕业生起薪2119元/月的水平，但许多大学毕业生入不敷出，约四成毕业生仍需“啃老”。2003至2014年，我国GDP从1.64万亿美元，增长到10.17万亿美元，增长6倍多。同时，北京最低工资标准从495元/月涨到1560元/月，增长3倍多；大学生起薪由1550.7元/月增加到2443元/月，只增长了约一半。

　　地域对比：上海应届毕业生起薪水平排名第一，为3241元/月；北京排名第二，为3109元/月；深圳排名第三，为2905元/月。除上述城市外，省会城市应届毕业生起薪南京（2813元/月）、合肥（2717元/月）、杭州（2664元/月）、苏州（2625元/月）在前十名中。

　　河南省某国企负责人介绍，虽然不同学历在工资上仍有差距，但相差不大，新入职的本科生月薪为2800～2900元，硕士毕业生月薪为3000～3100元，但两者在工作岗位、工作内容等方面并无明显差异。

　　杨宜勇指出，产业结构发展不合理导致大学毕业生需求量增长缓慢，加之大学毕业生供给增加，两者共同作用导致大学毕业生工资增长乏力。下一步，在经济放慢脚步的同时，更应提质增效，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加大学生就业门路，改变结构性失业增长的现状。

6地区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中新网北京2月14日电(记者 李金磊)近期，四川、广东等省份出台“地方版”收入分配改革实施意见，提出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建立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北京、天津、深圳等6个地区宣布提高最低工资标准。2015年，地方收入分配改革正加速推进。

　　多地推进收入分配改革

　　自“国家版”意见于2013年出台后，收入分配改革便不断推进。近期，多个省份出台了“地方版”收入分配改革实施意见，明晰了当地收入分配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根据2月9日公布的《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四川要求2020年全省居民人均收入基本达到全国当年水平。这与中央提出的“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一致。

　　广东则将“居民收入倍增”这一目标实现的时间提前了两年。根据1月27日出台的《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广东将力争到2018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这两地的方案均提出，要健全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并着重对“控高”作出了部署。广东提出，要加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理，实行企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双重调控政策。四川则提出，对行政任命的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薪酬水平实行限高，并建立公务员和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调查比较制度。

　　除了广东和四川，其他地方的收入分配改革方面也在提速。山西近日明确提出，今年要研究出台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施意见；天津近日出台了增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工作方案，涉及20条增收政策措施。

　　6地区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在强调“控高”的同时，各地不忘“提低”。建立最低工资标准正常调整机制，成为各地共同的目标和着力点。

　　其中，四川提出，根据经济发展、物价变动等因素，适时稳慎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形成科学合理的最低工资增长机制，使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与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比值达到全国总体水平。四川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意味着，四川以后每年将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且调整增长幅度将不低于14%。

　　广东也要求建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并要求2015年全省各类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的40%以上。

　　据中新网记者不完全统计，进入2015年来，先后有湖南、海南、西藏、天津、深圳、北京等6个地区宣布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其中深圳提高到2030元/月，最低工资标准首次超过两千元大关，成为目前全国最高的地区。

　　最近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是北京。北京11日宣布，将最低工资标准由每月1560元调整为1720元，增幅为10.3%。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由每小时16.9元提高到每小时18.7元。目前，北京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全国最高。(完)

　　（2015-02-14 00:14:11）

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楼下村村民林峰在银行领取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金后，笑逐颜开。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摄

　　我们追求“收入倍增”，更要努力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后者更能体现收入分配改革的实效。

　　在初次分配领域，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强调对价值创造的激励，推助更多人迈上“中产”台阶；在再分配领域，要通过公共支出、税收、社会保障等综合手段，扶助更多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各领域的改革要注意针对不同收入人群施策，让大家共享改革成果。

　　——编者

　　“扩中”正逢其时，争取“弯道超车”

　　——中等收入群体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也是释放消费红利的主力军

　　“月收入9000多元，一半用来还房贷。物价高、开销大，基本攒不下钱。我算中产吗？”在北京某银行工作的小刘问。

　　“大款越来越多。可咱老百姓过日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小城市生活成本低，两人一个月退休金4000多元也够花了。我们算‘穷人’还是‘富人’？”黑龙江退休工人孙奶奶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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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提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的目标，这个目标应扭住不放，确保如期实现，否则就会失信于民。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调高、扩中、提低”。

　　有些人认为自己属于中等收入者，也有些人常抱怨自己“被中产”。那么，“中等收入”的标准是什么？目前我国究竟有多少“中等收入者”？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认为，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等于、稍低于或略高于平均水平的收入，均可视为中等收入水平。对我国来说，近年来可考虑将中等收入标准界定在年收入6万—12万元左右。此外，家庭有一定数量的储蓄和其他货币性资产，家庭人均居住面积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0%至34%左右。发达地区的标准可稍高于此标准，发展相对滞后地区可以稍低于此标准。按照上述标准，全国中等收入者约占25%左右。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既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量化目标，也是路径选择。”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提出，中等收入群体不仅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也是释放消费红利的主力军。“经测算，未来10年间，如果城镇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提高到40%—45%左右，在不考虑人口规模变动的情况下，每年将带来0.75万亿元左右的新增消费，由此推动中国成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之一。可以说，‘扩中’是收入分配改革的‘牛鼻子’，也关系到经济社会转型与改革的全局，对于协调重大利益关系、建立橄榄型社会结构、提振社会对改革的信心，意义重大。”迟福林说。

　　“扩中”不仅必要，而且正逢其时。迟福林认为，从当前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治理呈现出的新态势看，“扩中”有以下几个有利条件：一是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明显提升，2014年为48.2%，增速明显快于一、二产业，2015年预计达到50%左右，这是白领工作机会最多的领域。以美国为例，随着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白领阶层的规模从20世纪40年代的1000万左右上升到20世纪70年代的5000万，30年间扩大了5倍。二是互联网迅猛发展，带来更多创新、创富机会。三是资本市场改革提速，居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渠道更多了。“把握机会，争取实现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弯道超车——用最短的时间，建成橄榄型社会。”

　　迟福林认为，与人均收入水平倍增这一目标相比，我们更应强调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应争取到2020年将中等收入人群占比提升至40%，达到6亿人左右。这更能体现‘不让平均数掩盖大多数’原则，呈现改革的实效。”

　　机会公平激励创富，制度公平做好“兜底”

　　——初次分配，财富蛋糕要让利于民；再分配要做好“抽肥补瘦”

　　来自普通工薪家庭、今年研究生毕业的小韩几天前拿到了某知名金融机构的入职函。“前后面试了4次，有人说关系不硬根本没戏，还以为自己是‘陪练’呢。我相信今后只要有能力肯吃苦，在这家公司会有发展。”她的兴奋溢于言表。

　　工商注册更容易了，营业税也减了，山东安丘的送水工王明艳，把牛蒡茶小店从街边开到了互联网上，一年销售额200多万元，当上了小老板，还吸纳了七八个人就业。

　　“收入分配改革，在初次分配领域，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坚持机会公平，强调对价值创造的激励，推助更多人迈上‘中产’台阶；在再分配领域，要对中低收入者‘多予少取’，通过公共支出、税收、社会保障等综合手段，扶助更多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迟福林认为，十八大以来，在调整利益格局、破除利益藩篱方面，新一届政府显现出了非凡的勇气与责任担当。

　　比如：在多个行业打破垄断，降低民企进入门槛，从根本上消除市场机会不公平导致的贫富差距；大力反腐，斩断以官企勾结，扭曲矿山、土地等要素市场价格而攫取高额利润的灰色利益链；简政放权，激发全民创业活力；减税让利，给小微企业发展松绑鼓劲儿；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让“全民所有”更多地“全民共享”；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落实农民土地的股份权和收益权，等等，都是对硬骨头下狠劲儿。“这几年，最低工资标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标准以及基本医保报销水平等，都实现了数个‘连增’。尽管增幅有限、保障水平整体上还较低，但在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坚持增加对民生领域的转移性支出，实属不易。”迟福林说。

　　“未来继续提高‘扩中’速度，还要继续以‘机会公平’为准绳深化市场经济改革，以‘制度公平’为重点完善基本公共服务。”迟福林说，在形成万众创新、创富生动局面的同时，政府应对中低收入者多予少取，不断提高基本保障和公共服务的水平，“兜底”到位，让千军万马在奔“中产”的过程中没有后顾之忧。

　　他指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未来几年“扩中”最有潜力的改革领域包括：以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为重点，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尽快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推进资本市场的体制机制改革，尤其是完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制度，使城乡居民能够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加大教育投资，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建立有利于就业和创业的体制机制等。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朱青教授提出，作为政府重要的收入调节手段，税收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发挥。

　　“初次分配，财富蛋糕要让利于民，使城乡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所占的比重明显提高。二次分配，要做好‘抽肥补瘦’。其中个税改革尤其要考虑到中低收入阶层的经济压力，比如个税费用扣除标准不再搞‘一刀切’，要有个性化的费用扣除，例如应适时增加赡养老人支出、本人及子女教育支出、失业的家庭成员生活费用支出以及购买商业性养老、医疗保险费用的支出等扣除项目。从中长期看，个税应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模式，应将工薪所得、劳务报酬、稿酬等经常性、连续性劳动所得以及一些资本性所得如利息收入等，合并起来按一个累进税率表一并计算应纳税额，解决分类所得税模式下收入相同但纳税不同以及劳动所得税负重而资本所得税负轻的弊端。”朱青说。

　　提高改革协同性，增加预算透明度

　　——防止“一刀切”“各唱各调”误伤中产，确保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深化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迟福林认为，收入分配改革实际上已成为经济改革、社会改革的交叉点，其顶层制度设计要更加具体，能将相关领域改革统筹起来，防止改革部门化、碎片化，各唱各调，对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形成掣肘。

　　比如，公共资源的价格改革，要防止对普通居民生活造成过大的冲击。公立医院改革过程中，不能人为压低医生凭学识经验获得的合理收入。在税制改革中，应给服务业更多“关照”，使在该领域就业的白领尽快成为中等收入者。在养老、教育等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改革中，要关注中低收入阶层是否是最大受益者……

　　迟福林认为，理顺收入分配机制涉及多方面的改革：公共资源出让机制透明化，严密监管自然垄断行业，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甚至制度化反腐都是其中重要内容。正因如此，收入分配是改革进程中绕不过去的命题，它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也不仅限于个人荷包。“增强收入分配改革过程中相关政策的协调性，也是提高各项改革效率、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性的题中之义。”

　　在朱青看来，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建立公开、透明的收入分配基础制度至为重要。

　　“现在提起‘税’字老百姓都很敏感甚至抵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对税款的用途不够公开、透明度较低有意见。”他提出，让税款真正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还有两方面工作需要加强：

　　一是完善税收立法。谁交税、交多少税、什么时候交税，都要通过人大的立法予以明确。

　　二是增加预算公开透明度。“‘国家账本’还应该更详细，包括拓展预算公开的范围和程度。”朱青说，以往的预算报告都是功能性预算，没有明确资金的使用用途。比如把教育经费分为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等等，至于用在哪儿，是用在教师工资、学生助学金，还是教育部门的公车、宴请上，并未列明。朱青提出，下一步，不仅按功能编制的预算，而且按经济性质编制的预算都要接受各级人大的审批和监督。

　　美国怎么收个税？（链接）

　　个人所得税通行世界已有200多年，尽管各国个税制度不同，但都日益趋向人性化，充分考虑到了纳税人的家庭负担。

　　美国个税以家庭为单位计征，个人收入指家庭一年内的所有收入，包括工资、营业利润、股票收益、基金利息、小费、佣金等，也包括投资房地产一年内的收入。在年度报税时，会有各种免税项，这相当于对家庭的福利补贴，如赡养费、儿童抚养费、学费、慈善捐款、自由职业者业务开销减免等，报税时要把这部分免税额在总收入里扣除，剩余部分才是应税收入。

　　在美国，“富人”群体是个税的主要贡献者。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缴纳了全美个人所得税的40%；前10%的高收入阶层，贡献了71%；收入低于平均水平50%的人群，只缴纳了全美个人所得税总额的3%。（温文）

　　（2015-01-30 18:26:00）

　　参考消息网1月28日报道 日媒称，首次实施了“亚洲10国年轻人调查”，汇总了各国年轻人的收入和经济等情况。

　　据日经中文网1月28日报道，调查以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10个国家20多岁的男女大学毕业生为对象，总计调查了2000人。在平均月收入方面，新加坡最高，约达人民币19085元，其次为韩国约为人民币13208元和日本约人民币11623元，中国为约人民币8482元，排在亚洲10国的第4位。最低的则是越南，仅为人民币2113元。

　　尽管印尼年轻人平均月收入仅为约人民币3698元，但感觉“过去一年经济上有宽裕”的比率却在亚洲10国中非常突出。这一比率在越南也高达74%。反而是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日本和韩国，感觉经济宽裕的年轻人比率分别只有25%和28%。另一方面，中国、印度两国约80%的年轻人也感觉在经济上比较宽裕。

　　关于3年后的生活，印度、菲律宾80%以上年轻人回答“生活水平将超过同龄人”。此外，中国83%的年轻人回答拥有信用卡，马来西亚62%的年轻人回答有从金融机构贷款。

　　（2015-01-28 11:0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