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网北京7月14日电 （严冰 陈曦）为展现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所起到的“以侨为桥——沟通中国与世界”的纽带作用，7月14日上午，全国首个大型华侨护照专题展《护行天下》在北京首都博物馆首展。

此次展览是我国建国以来，首次以华侨护照为载体陈展，通过华侨护照发展、演变的进程，分别从清代、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三个阶段再现华侨证照的历史面貌以及背后涉侨政策体系的发展，真实反映华侨华人远赴重洋、奋勇拼搏精神，以及赴外华侨积极融入居住国主流社会，注重保持中华民族特性，与不同民族文化交融互生的光辉历程。该展览由广东省文物局、江门市人民政府主办，首都博物馆、江门市博物馆承办，江门五邑联合博物馆、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协办。展期三个月，至今年10月8日。

本次展览展出文物115余件（套），展出面积660平方米，展览以时间为轴，将大规模系统展出我国不同时期驻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巴拿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墨西哥、古巴、南非、缅甸、越南等十多个领事馆（公使馆）颁发的华侨护照（侨民证明书）原件，实属全国首次。护照作为普通人越来越常见的证件，让观众通过展览了解护照的前生今世、形式多样，从中感悟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为新时期侨务政策的改革和创新发展，提供思考。《护行天下——华侨护照展》的开幕，填补了我国外交史、华侨史、国际移民史上的一项空白。

华侨护照展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清代的华侨护照。清代晚期是中国近代护照以及相应制度建立和发展的时期。此部分主要展示了清代以前中国历史上的通行证件发展，清代华侨护照产生的背景以及发展，展示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的清代护照，其中有目前发现最早的美国华侨护照、目前发现最早的带照片的华侨护照等等。第二部分为民国时期的华侨护照。民国时期是中国护照完善期。此部分主要展示了民国时期护照的发展变化过程，展示了民国前后两个时期各式各样的护照以及和华侨护照相关的华侨证照，其中有国家一级文物叶挺将军出国筹集经费的护照、有孙中山仨个子女出洋求学的护照（复制件）、著名人文地理学家李旭旦的赴美证书、新加坡领事馆发给卖子救国郑潮炯先生的证书等等。民国的护照许多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物见证，如仰光领事馆发给华侨的回国护照，华侨赴非洲留尼汪的护照等等。第三部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华侨类证照。这一部分主要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华侨护照以及相关证照的发展，以及对港澳台同胞证照的管理历程，新中国护照在保障海外侨胞安全与权益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国家逐渐强盛的重要体现。

本次展览主办方之一为素有“中国第一侨乡”美誉的广东江门市。江门地处西江出海口，濒临南海,毗邻港澳，岭南儒学、名人文化、华侨文化、海洋文化在此交融汇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江门海洋文化源远流长，沉淀丰厚，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自古以来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占有重要位置，目前，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约500万人，分布于世界107个国家和地区。2016年，国家文物局将江门市台山上川岛方济各▪沙勿略墓园—大洲湾遗址纳入海上丝绸之路首批申遗遗产点，位于台山的海口埠有“华人出洋第一埠”之称。往昔，五邑先侨们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航线来往于世界各国，追寻他们的“金山梦”、“富强梦”，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交往，“走出去、引进来”，成为世界文明的传承者、传播者；而今，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宏伟战略，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各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夙愿结合起来，是促进世界和平合作和共同发展的中国方案，具有全球意义，分布世界各地的五邑华侨华人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继续发挥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华侨护照展是侨乡人民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的献礼之作，展览的顺利开展，对于充实丰富“一带一路”文化历史传承，增进世界各族人民对“一带一路”华侨文化的教育与认知，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同圆共建“中国梦”、“海丝梦”、“侨胞梦”有着重要的人文意义。

国家一级文物叶挺护照，“含金量高”的华侨系列护照首秀首都博物馆：小纸质大作用——沟通中国与世界

1、1938年11月叶希夷（叶挺）前往越南的护照（一级文物）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一直密切关注国内形势的北伐名将叶挺结束流亡生活回到祖国，出任新四军军长，奔赴抗日前线。但当时刚成立的新四军武器装备粗劣、弹药缺乏，还遭到国民党当局克扣军费。叶挺为解决这些困难，曾亲自到香港、越南等地向海外华侨和爱国人士筹募抗日军事物资，购买了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武装了新四军。我们看到的正是叶挺于1938年为筹募军费而前往越南的护照，它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军民奋起抗日和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开展人民战争的史实。

这本护照由叶挺的大儿子叶正大捐赠，一共有16页，在第2页可以看到叶挺的半身正面照，以及“法国驻广西龙州领事馆”的印章，为国家一级文物。

2. 目前国内博物馆所见馆藏最早的华侨护照——1882年美国华侨黄华饶护照

单页纸质，长27.3厘米、宽21.3厘米，双面印刷，一面为竖排中文，一面为横排英文，所设需填项均为手书（见图1、2）。现将中文内容抄录如下（下划线部分文字为手书填写，下同）：

金字第三千三十号护照      出港前往中国

姓名 黄华饶      籍贯 新宁      年岁  三十二

业艺 田工        身材 五尺六寸半  面貌 紫

异相 无          寓居地

大清国驻剳美国金山总领事黄为给发护照事：

现据华民 黄华饶 禀称由美国出港，请为给发护照

为往来之据，为此，给照护行。即烦  各贵国关

津人等验照放行，并请照例妥为保护，是所至盼！

右给华民黄华饶 收执

领此护照，应前往美国税关验明加用印押，持照再来，应将照缴

纳，经税关查验放行。若有伪改执照、顶替名字等弊，一经查出，照

美国例罚银一千元以下，不完罚款，监禁五年以下，各宜凛遵。

光绪八年 十月 十二日   自金山总领事属给

1882年5月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史上第一个限禁外来移民的法案———《关于执行有关华人条约诸规定的法律》，即通常所谓的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开始执行排斥华人移民的政策。法案规定：十年内禁止华工入境，华工以外有权进入美国的华人必须持有清政府颁发的有英文翻译证件，内容需包含姓名、年龄、身高、职业、生理特征等等。《排华法案》并非绝对禁止华工进入美国，其第四条规定：1880年11月17日（即1880年《中美续订条约》签订之日）以前居留美国并获得海关证明文件的华工，暂时离境后，准许重新进入美国。但华工多数不懂英语，无法与美国海关税员沟通，很难申领到注册文件，因此，时任清政府驻旧金山总领事的黄遵宪通过清政府驻美公使馆与美国国务院交涉：美国政府同意华人离开美国时，均由中国总领事馆免费给发身份证明和护照，这样既便于华人领取相关证明文件，也方便税员获得华人注册确认所需的相关资料。但一年后，这项权利被美国政府粗暴停止。黄华饶在美国为“田工”，而护照所列华人信息条目，基本按照税员注册华人所需资料设置，因此，这份护照正是美国排华法案通过后，清政府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馆总领事黄遵宪签发的最早的一批护照之一，第“三千三十”号，也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华侨护照。

3.目前国内博物馆所见馆藏最早带有照片的华侨护照——1892年美国华商朱彬的护照

折页纸质，长度为29.5厘米，宽度为24厘米。左侧为竖排中文，背面无字体，右侧为正反面均为横排英文，中间盖有长方形骑缝印，内含九叠篆体“大清总领事之关防”（图3）。现将中文正本内容抄录如下：

“大清驻扎美国金山总领事黎为给发护照事兹据华人朱彬禀请给照以便回美查该人系按中美续约并华工例第六款应可回美在美居住之人中国政府准其回美兹照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八月一号户部新章给照护行为此给照并将本人姓名年岁等项开列请烦  各贵国关津官吏验照放行湏至护照者  若有伪改执照顶替名字等弊 经查出按例究办各宜凛遵  计开

姓名 朱彬    籍贯 新宁    年岁 卄八    身长 五尺五寸

面貌 右眉尾一小癦    住址 屋仑端口    前做何业商

何项生意 什货    何处作生意 均和    何时作生意   作有若干年九年

生意共值若干银 七千元  原人签名  往某国 中国  限于六月搭某船□□出港

右给华人朱彬收执

光绪十八年闰六月二十五日自金山总领事署给”

该护照内容包含持照人的姓名、籍贯、年岁、身高、面貌特征、职业、生意价值、前往目的地等基本信息以及申领护照的事由、使用护照程序、作弊行为的处罚、发照机关和发照日期等项目。护照正面英文文部分内容以及所设项目与中文版本大致相同。

该护照英文部分贴有一张护照所有者的梯形照片，照片上及底部盖有领事署的圆形钢印，该护照为目前发现最早的带有照片的华侨护照。《排华法案》推行后，由于在美国人看来，黄皮肤黑眼睛的华人几乎一模一样，难以辨认，很难用语言描述华人的特征，因此，许多华人得以冒名进入美国。1891年，美国颁布了新的移民法，禁止罪犯、病人、白痴、乞丐、契约劳工等进入美国，并成立移民办公室，即移民局的前身，设立联邦入境检查处，为有效防止冒用护照的现象，19世纪末快速发展的照相技术被应用，在美国华侨护照上开始粘贴持照人照片。

该护照背面英文部分为朱彬1893年凭该护照在美国驻香港领事馆注册登记回美的记录。

4.大清驻古巴领事馆发放入境美国的护照——1897年古巴华侨雷学赴美护照

单页纸质，长度为46.8厘米，宽度为29.5厘米。护照分为左右两部分，右边为中文正本，左边正反面为英文正本。该护照保存较差，英文部分大部分缺失（图4）。现将中文正本内容抄录如下：

“大清驻扎古巴总领事黎 为

给发护照事查有华人雷学系按照中美续约应准任便来往之人是以本总领事照依一千八百八十四年七月五号美国议院定例及一千八百八十五年正月十四号美国户部章程准给此照作为首次凭据以便到美时呈关查验放行所有该华人姓名各项洋文开列如左须至护照者

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卄三日发

右照留给雷学收执

总领事

限领照壹个月内出港”

该护照为华侨雷学由古巴赴美所持的护照，护照中文部分没有开列雷学的相貌特征，“所有该华人姓名各项洋文开列如左须至护照者”， 但护照英文部分残损严重，信息较多缺失，护照上没有持照人的照片，但不排除残损的左侧护照上曾粘贴着持照者的照片。

1868年中美签订《中美续增条约》，又称“蒲安臣条约”，条约中第五条规定“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民人前往各国。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来往，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雷学原为按照中美续约应准任便来往之人，但1882年美国通过排华法案后，对可入境华人严格审查，1884年美国又通过了排华法案的修正案，将来自任何港口的华人均列为限制对象，并严格限制了华商的定义，扩大了华工的范围。雷学因从古巴进入美国，因其符合上述法案规定的条件，因此大清驻古巴领事馆给其发放了入境美国的护照。

5．目前国内博物馆所见，发现最早的一张近代非洲护照——1906年南非华商潘昌的护照

单页纸质，长度为53厘米，宽度43.3厘米。 单面印刷，正文周边为蓝色水波纹边框，边框内中间顶部上书“护照”两个大字，正文为竖排中文，蓝色印刷字体，所设需填项均为手书（图5 ）。现将内容抄录如下（下划线部分文字为手书填写）：

钦命南斐洲总领事官 军机处存记花翎二品顶戴直隶特用道刘

给发护照事，照得商人潘昌在斐经商有年，先因有事回粤一行，诚恐沿途盘诘合行给予护照为此照，仰经过州县营训关卡一体验照放行，毋得留难阻滞，有误限期，该商亦不得包揽厘税，籍故稽延致干查究，切切须至护照者。

仰给商人潘昌执此

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廿五日给

限回斐即日缴销

该护照顶部中间有四行手书英文，经辨读，大致内容为：潘昌有事回广东发给此照，大清领事署1906年6月16日。英文左侧为大清总领事署印章，左侧竖书“第二十三号”，可见此护照是1906年南非总领事署所颁发的第23号护照。

早在清朝中前期，就有华工在南非生活工作，晚清时期南非华工人数逐渐增多，特别是1904年中英《保工章程》签订后，南非大规模招募华工从事采矿等工作，这些华工在南非的境遇非常悲惨，备受剥削凌辱，为保护华工的权益，根据中英《保工章程》的规定，清政府在南非设立了总领事馆，1904年，刘玉麟被任命为南非总领事，1905年4月，他终于到达南非，开始处理建立领馆，保护南非华工华人的工作。而此时，南非相继推出了各种歧视性的排华法案，限制华人华侨华商的活动，华侨华人的处境愈加艰难。刘玉麟到任后，积极推动工作，潘昌的护照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不过对比美国华侨护照，潘昌的护照仅用英文手书了四行字，聊聊数语以应对南非馆员的审查，可见南非对华人的审查还远远没有美国严苛。

6.晚清政府护侨政策的力证——1909年美国华侨胡维秀护照、1910年美国华侨伍文衍护照

两份护照均为单页纸质，长度为38厘米，宽度为35厘米。护照内容相同，分为上下部分，上半部分是自右至左竖向书写的中文正本，下半部分是自左至右横向书写的英文文正本。护照外文内容以及所设项目与中文部分大致相同，只是胡维秀的照片粘贴在中文部分，而伍文衍的照片粘贴在英文部分。现将胡维秀护照中文内容抄录如下（护照中手书填写的文字用下划线区分）：

“驻美国金山总领事府许为

发给护照事案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奉前兼署两广总督部堂德札开照得沿海各省奉旨着设立保商局如有关津留难官吏苛索各情事一经查实即着从严究办以䘏商艰钦此当于广东省城设立保商局保护出洋回籍商民以杜留难苛索及欺凌择噬等弊历经遵办在案现经粤省特设劝业道台陈出示晓谕所有保护侨民事务统归劝业道办理惟旅美各埠侨民回华须有本总领事署护照照会投到验明即由道署再给护照藉资保护以免沿途地方官留难情弊等因兹据侨民胡维秀呈称现年五十岁向在美国加省罗省埠□街第□号门牌华利店营生定期于四月卄四日搭西伯利亚船回国前往肇庆府开平县原籍呈请发给护照前来本总领事覆查无异为此发给护照俾利遄行须至护照者

右给侨民胡维秀收执

宣统元年四月卄三日”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随着与世界接触的逐渐密切、国际意识的提升、国内危机的加剧以及海外华人对国内政治、经济等方面影响的逐步扩大，清政府逐渐开始重视对海外华人的保护，1893年薛福成奏请清政府放开海禁，一体保护归国的商人，并正式授予各地领事馆发给海外华侨回华护照的权利，使官方对华侨的保护正规化。但是，返乡的华商被官吏、差役、宗亲勒索盘剥的事情仍然层出不穷。为切实保护回乡的华商，“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奉前兼署两广总督部堂德札 开照得沿海各省，奉旨着设立保商局，如有关津留难官吏苛索各情事，一经查实即着从严究办，以䘏商艰，钦此，当于广东省城设立保商局，保护出洋回籍商民以杜留难苛索及欺凌择噬等弊”，虽然保商局的成立，并没有根本改善华商回乡被勒索刁难的情况，但是清政府为笼络华商的经济财力所做的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的。

1907年，清政府裁撤广东的农工商局，改设劝业道，道台陈望曾“出示晓谕所有保护侨民事务统归劝业道办理，惟旅美各埠侨民回华须有本总领事署（金山总领事署）护照照会投到验明，即由道署再给护照，藉资保护，以免沿途地方官留难情弊等”

胡维秀、伍文衍两份护照的内容体现了晚清政府护侨政策和机构的发展，对研究近代华侨史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中国与巴拿马正式建交开启巴拿马运河与华人的不了情

中巴百年历史见证华工贡献——1925年中华民国驻巴拿马公使馆颁发给广东台山籍商人的侨民身份证明书

6月13日，中国和中美洲国家巴拿马签署建交联合公报，决定自公报签署之日起相互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标志着两国关系掀开新的一页。中巴两国建交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百年时光，匆匆而过。巴拿马与中国距离虽远，但却有较深历史渊源。160多年前，搭载着第一批华人的船只历经艰辛，抵达太平洋彼岸的巴拿马，开启了双方交往的百年沧桑历程。1848年，一家美国财团成立巴拿马铁路公司，承修横贯巴拿马地峡的铁路。该公司到中国南方“招工”，在1851年至1865年间共招募2万华工，尤其以江门五邑籍华工居多。来自广东的华工被分配在巴拿马铁路西段工地上施工，是修筑巴拿马铁路的主力军。由于环境恶劣，许多华工染病身亡，只有少数人回到祖国。1854年，700余名华工搭乘一艘船抵达巴拿马，《巴拿马明星报》刊登了他们抵达巴拿马的消息：“海巫”号帆船运载705名华工从汕头出发，经过61天的航行，于3月1日中午抵达港岸。“海巫”号此行顺利，船程中仅11名华工死亡，安全抵达巴拿马港口的有694人，其中4人伤残，全部是男性华工，看来身体状况良好。

1881年，巴拿马运河在法国人的主持下动工，却因方案设计不周失败。此后，运河工程落入美国人手中。前后30年间，近万名华工先后被通过各种方式从中国招来开凿运河，其间有数百人丧生。1914年，巴拿马运河终于竣工，成为现代工程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为纪念华工在开凿运河中所做贡献，巴拿马人特意在运河工程最艰难的地方、运河中段的库莱布拉山山顶上修建了一座“契约华工亭”，向广大华工的奉献与功绩致以敬意。经过一百多年的运营，巴拿马运河至今仍是全球贸易货运的“黄金水道”，中国华工付出的智慧与汗水为当地交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不少当年参与运河修建的华工及后代在巴定居经商，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此，巴拿马当地还诞生了一个新词“运河华人”，借指那些参与运河修建、扩建和管理的华人。

据巴官方统计显示，在该国300多万人口中，华人占5%，约有15万人，而具有华人血统的则至少3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0%，是拉美地区最大的华侨聚集区之一。2004年，政府宣布每年3月30日为“全国华人日”，以此肯定华人对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中国和巴拿马正式建交是中国在拉美地区影响力不断上升的体现之一。

据资料显示，中国与巴拿马的关系可追溯至清朝，清政府与巴拿马政府于1910年1月16日（清宣统元年十二月六日）就建立了“领事级外交关系”。可以说，巴拿马是中国最老的“朋友”了。我馆馆藏1925年中华民国驻巴拿马公使馆颁发给广东台山籍商人的侨民身份证明书，该证明书记录了持有人的基本资料：侨民郑维安，广东省（台山市）赤溪县人，年六十三岁 于（年份不详）来巴经商。领有巴敺府第0四六五号执照业在本馆注册 合行发给证明书交该侨民收执为证。

江门台山籍华商侨民身份证明书，实为华侨护照的一种。中华民国驻巴拿马公使馆开具该证明书以证华商正当经商领取执照，见证了中巴双方交往的百年沧桑历程。160年后的今天，中巴友谊之船在历经风雨波折后驶入正确航道，迈向新的征程，彰显国力。一个半世纪以来，华侨弘扬顽强拼搏、艰苦创业、爱国爱乡的精神，致力搭建的“以侨为桥”之作用，功不可没。

侨乡抗日赤子心—— 江门五邑籍华侨郑潮炯“卖子救国”筹款抗日

一件衣服，一个布袋，一张1940年的卖子契约书，一份1947年驻新加坡中华总领事颁发给郑潮炯的中西文证书，讲述着一位父亲、一位抗日义士义薄云天的爱国故事。

这位父亲名叫郑潮炯，广东江门新会人，自幼家贫，少年时往香港谋生后赴马来西亚，以摆卖小食度日，稍有积蓄，便回乡娶妻带往南洋过活。1937年，全面抗战拉开序幕，全世界华侨华人中国同胞纷纷以不同形式参与抗日。在南洋地区，陈嘉庚领导发动华侨筹赈救国，而郑潮炯只是略懂文字的小贩，既无超人的思想，也没有万贯家财，却有共赴国难的决心，身处异国他乡的郑潮炯热切希望为处于水深火热的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义务反顾地开始了义卖瓜子筹款活动， 1937至1942年间，郑潮炯背着装满瓜子的布袋，徒步走遍南洋，一边义卖瓜子，一边宣传抗日。在吃一顿饭只需要两角钱的年代，这可是一笔可观的巨款啊，但是郑先生并没有为自己留下半分，全额把义卖瓜子筹到的18万元巨款悉数捐给了以陈嘉庚为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赈总会”支援祖国抗日。

而当家乡新会传来噩耗，得知自己的老父亲被日军杀死后，国仇加上家恨，他将自己刚出生40天的孩子以80元的代价卖给了当时马来西亚的一位商人赵炳南，把这80元也全部捐给祖国抗日了，这罕见的卖子救国的义举，轰动了当时南洋的华人社会，带动了华侨捐款抗日救国。郑潮炯义卖瓜子的路程走得十分艰苦，他不仅要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几个儿女，在解决他们的日常温饱情况下，还要受到日本人的追杀，一路逃亡，促使他坚持下来的，源于他心里一个坚定的信念，“有国才有家”。在将郑潮炯文物捐赠给江门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的捐赠仪式上，郑潮炯的儿子郑社心激动地讲述了昔日他父亲的动人故事及文物的用意，他说：“我把这些文物捐回家乡，是要让社会人士了解这段历史，教育年轻人爱祖国，爱家乡，让大家铭记我父亲经常教诲我兄弟姐妹的一段话：国家，国家，先有国，才有家，任何事情都要以国家为重！”

据悉，从当年的卖子契约书背面还能发现郑潮炯伉俪二人手写的“血书”二字。 “没有国，哪有家。有国才有家！”这句话，已经成为了郑家的家训，也成为了这位义薄云天的义士父亲的历史印记。从清朝末年到新中国成立，在这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岁月里，五邑华侨和苦难的祖国始终风雨同路，他们在历史的大舞台上扮演了令世界瞩目的角色，作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他们的碧血丹心将永远光照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