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于宁、姜赟：占领舆论高地 为改革鼓与呼
主持人
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年是人民日报创刊70周年。人民网强国论坛策划了“人民日报记者眼中70周年的系列访谈”，今天我们演播室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两位人民日报人分享他们在人民日报的故事。我们来认识一下，坐在我身边这位是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于宁，于总，您好！
嘉宾于宁
你好。各位网友大家好。
主持人
欢迎于总。还有一位是人民日报评论部新媒体评论室主编姜贇，欢迎您姜老师。
姜赟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大家好。
主持人
欢迎二位，今年6月15日是人民日报创刊70周年的正日子，今天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二位和我们分享在人民日报这么多年的点点滴滴。您眼中的人民日报是什么样的，你们之间又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先请于总回忆一下您当时进人民日报是什么样的情景，跟现在应该是完全不一样了吧。
嘉宾于宁
对，我是1981年到人民日报来的，也是人民日报的一个新兵，一分到人民日报就在评论部，当时评论部还在5号楼，那个时候条件跟现在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我们部当时一共是11个人。有一个大办公室，还有两个小办公室，领导是在小办公室，我们新来的都在大办公室。那个时候我们部里面四位领导，主任是范荣康，副主任是钱湜辛、周修强、李仁臣，7个兵。
主持人
您当时是其中一个小兵？
嘉宾于宁
小兵。到报社那时候要说年轻也不是很年轻。
主持人
81年的时候你当时多少岁？
嘉宾于宁
34岁。从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以后分到人民日报的，一分就分到评论部。
主持人
一干就是几十年。
嘉宾于宁
在评论部干了17年。那个时候80年代初，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还不久，当时是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热火朝天的，所以那个时候受到的感染，受到的鼓舞还是非常大的。特别在评论部有这些老领导带着我们，所以学到了很多东西，也是接受了很多锻炼，丰富了自己的阅历，向老同志也学习了很多，受益匪浅。对于影响以后十几年的工作乃至一生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主持人
于总是1981年进的报社，直接到评论部，那个时候姜老师刚出生，这个时间点也是挺有缘分的。姜老师是1981年出生，我估计您进报社的时候是2005年左右。
姜赟
我是2006年，所以你看这个跨度，领导刚进人民日报的时候我才出生。
主持人
您2006年进报社的时候也是直接进的评论部吗？
姜赟
没有，我是经过“跋山涉水”才到的评论部。
主持人
您讲讲您进报社的时候，2006年是什么样的情景？
姜赟
正如于总所说，他进人民日报的时候我才出生，其实在我们父辈那一代人，对人民日报都是非常尊敬的，可以说有一种人民日报的情结，所以当时听说我到了人民日报，大家都替我高兴和自豪。说实话因为我当时读非新闻非中文专业，能够进人民日报也是得益于总编室开始招收其他专业的学生，所以那个时候我才能进到总编室。
主持人
您是什么专业？
姜赟
我是社会学，那个时候又没有在新闻单位实习过。
主持人
直接毕业过来。
姜赟
到总编室就是一张白纸，其实我跟于总的感觉是一样的，人民日报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老人带新人，有一个非常好的“传帮带”的机制，我刚开始分到经济版，我到现在也是特别感谢时任经济版的主编刘磊副主编彭俊，那个时候他们一直带着我，让我在人民日报有了一个很好的起点，然后慢慢慢慢成长，所以才有了今天，所以也才积累起能够闯入评论部的实力。
主持人
姜老师进评论部是哪一年的时间？
姜赟
我是2013年。
主持人
刚刚5年时间。所以在评论部的很多新鲜好玩儿的事情，接下来请姜老师跟我们分享。刚刚于总说到在人民日报一工作就是在评论部，一干是十多年，现在应该说，评论部的很多传播形态，包括评论的文章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于总能不能跟我们谈谈70年来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发生的这种转变，您的感受是什么呢？
嘉宾于宁
形式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丰富，跟现实、跟社会联系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密切。我到人民日报的时候，那个时候人民日报还只有8个版。
主持人
现在有多少个版？
嘉宾于宁
24个版，后来不断地扩版，另外加上新媒体人民网，就越来越丰富，当时是一个纸质媒体，那个时候评论部任务也比较单纯。
主持人
主要是？
嘉宾于宁
除了社论，评论员文章之外，有时候有一点小言论，后来在79年底，报社领导，当时胡绩伟同志是社长，就提出来能不能搞一个群众性的小言论专栏，大家都很赞成，因为思想解放了，各种各样的议论也出来了，在人民日报上也应该有所反映，给一个群众发言、发声的这么一个小的栏目。所以后来这个任务交给了评论部，说起个什么名字好？后来大家七嘴八舌的提了一些建议。后来是我们老的副主任钱湜辛就说是不是叫“今日谈”？
主持人
“今日谈”现在是名牌栏目。
姜赟
头版的要津位置。
主持人
那时候就开始有了。
嘉宾于宁
从1980年1月2日开始推出，叫“今日谈”，这是交给评论部办，这时候我们除了写社论，评论员文章之外，另外就办这样一个小言论栏目。出来以后在当时很受欢迎，当时各个报纸还没有这样一个栏目，人民日报是最早的一个新的群众言论的专栏，所以非常受欢迎，也有很多人来投稿，不管是机关干部、部队的同志甚至还有农民也来写稿，我们用了很多稿子。当时领导很重视，我们部里这些同志轮流担任今日谈的编辑，所以来稿非常多，有时候一天几百篇稿子，当时不像现在传播渠道这么广，这么多，很多人都愿意在人民日报上今日谈登，就影响很大了。
主持人
它坚持几十年，近三十八年很不容易。
姜赟
很巧的一点，于总，我现在也在轮值负责“今日谈”。“今日谈”从那个时候开启一直到现在一直在头版的位置，而且也是架起了跟老百姓沟通互动的桥梁，其实写“今日谈”的作者上至中央领导人，下至普通老百姓都有。中央领导人有时候用他们的笔名发一些言论，所以这个栏目真的是覆盖层面非常广的，所以从于总他们开创以来，我们也是压力山大。
嘉宾于宁
当时“今日谈”议论的题目很广、很宽，引起了上面领导的重视，他们也来写，胡乔木写过好几篇，他只有一两篇用真名，其他都是用化名。还有张爱萍国防部长都写，大家很关注，非常受欢迎。
主持人
所以姜老师说感觉压力山大。
姜赟
“今日谈”从于总他们开创之时到现在，一种气质、一种灵魂一直传承到我们手上的，就像于总说的，当年他们的开度很大到今天更加多元、多样，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进入了观点多元多样多变交融的趋势和环境中了，我们要做好舆论引导工作的话，就必须要坚持一个“多元利益主导，多样中谋共识”的基调。
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言论栏目从于总他们时候开始到现在反映社情民意，推动社会进步都是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主持人
也是与时俱进的做一些改变。于总，我们现在知道人民日报有一个著名评论员，任仲平，这个评论员的文章经常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其实大家觉得任仲平这个名字非常熟悉，但是任仲平背后成稿，究竟是什么人在写这样的评论文章，于总您先给我们说说任仲平的文章，您最近都在看吗，有什么样的感受？
嘉宾于宁
我先补充一下，“今日谈”这个栏目出来了以后很受欢迎，但是它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篇幅也就三五百字，有些议论很难展开，后来就到85年的时候创办了人民论坛，一开始是叫每周论坛，85年2月份出来的，每周论坛一个星期出一篇，后来感觉这样局限性也比较大，一周一篇，一年才能50多篇，后来就改成人民论坛，它一般是一千字上下的，千字文，这个办的也还是很受欢迎。但是后来又觉得这个还不够，有些重大的问题靠一些小的或者中型的评论难以承担重大的任务，后来是在90年代初期，93年的时候就酝酿搞一个比较重头的、大型的评论。当时邵华泽社长、范敬宜总编辑，管评论的副总编是周瑞金，周瑞金当时在上海主持过皇甫平，那个影响很大。他来了以后，报社领导感觉人民日报也需要有一个重头的评论。在1993年12月22日就推出了一个重点的评论，一开始这个名字也斟酌了一下，后来他们几个领导商定叫“任仲平”比较好，就是人民日报重点评论。
主持人
93年的时候就开始了。
嘉宾于宁
对，93年12月。这个写作大部分都是集体创作，刚一开始有那么一两篇是一个人或者两个人主笔写的，当时第一篇主持是周瑞金，有我们评论部的同志和经济部的同志几个人一起，这个题目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届三中全会〉。那会儿刚开了十四届三中全会，也是关于深化改革，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推进到改革开放的新阶段，那个时候十四届三中全会也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的决定。从那开始以后就一些重大问题或者重大的节日、重要的事件就发“任仲平”文章，这个份量很重，基本上都是集体创作的，除了评论部、经济部、教科文部的，还有其他部，就是报社领导抽了一些评论写作方面的精兵强将，大家一起集体研究，然后集体执笔来改，最后由报社领导定稿，所以这个份量就很重，影响也很大，成了人民日报的一个著名品牌。
主持人
谢谢于总给我们介绍了“任仲平”产生的过程。姜老师您现在有没有参与过“任仲平”文章的撰写。
姜赟
参与过。
主持人
所以也想请您讲讲您参与过程中“任仲平”文章背后的故事。
姜赟
正像于总刚才介绍的“任仲平”的产生过程，其实它真的凝聚了报社精英力量以及集体智慧的一种作品。从“人民日报重要评论”取自谐音叫“任仲平”，经过于总他们那一代慢慢过来之后，有二十来年了。“任仲平”这个品牌到了谁人不识君的地步。如果说从现在开始回溯的话，是从2003年开始进入到了一种比较现代化的一种生产机制。原社长张研农社长把它归纳为“七八条枪，七上八下，七嘴八舌”。所谓“七八条枪”，那个时候沿用的是于总他们时候的惯习，就是集中全报社的精兵强将，上至社长、总编，下至普通的评论员、编辑，大家一起参与，一般来讲集中七八个人，然后一块来进行集体的创作，这是一种当时的组织架构。所谓“七上八下”就是一个工作标准，因为大家要写这个东西，你必须坚持精致精当，写这么大型的重论是很难很辛苦的，所以你要经过几上几下的反复修改，推倒重来。我记得修改次数最多的是当年一篇《走好全国一盘棋》，前前后后修改了14稿。其中的艰辛也只有参与过的人才能够想象的到。另外是“七嘴八舌”，它其实指的是一种民主氛围。
主持人
大家都有意见，都可以发表。
姜赟
就是说在修改过程中，不管你资历深浅、不管你职位高低，大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说，即使是社长总编辑发表了意见，大家都可以去评议、去说，所以这样是指一个民主氛围。只有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之下，才可以让创意闪光、思想金光才能够放射出来，然后贯入到这样大型政论之中。
但是那之后，现在进入新时代，其实“任仲平”的风格和一些特点又发生的一些变化。首先是“任仲平”的世界视野越来越宽。
主持人
国际化视野。
姜赟
国际化视野越来越宽了，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对中国的成长、壮大，不管是怀疑、羡慕总会把探索的目光、寻找密码的想法投射到中国来，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成就斐然，它也成了世界上寻找另外一种道路的成功实践者。所以这几种给我们“任仲平”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很宽阔的世界视野、很丰富的语料。
另外一个特点，我们现在更加注重引入第三方视角。其实是为了让中国份量和中国故事能够更加得到客观的呈现。如果说你自己说自己有点王婆卖瓜吧。那你引一些西方的媒体对你的评价或者其他国家媒体对你的看法，这样有利于塑造一个更加立体的中国。这个是我们在视野上的变化。
另外是生产方式，现在逐渐过渡到了以评论部成员为主。现在评论部的成员构成，专业门类越来越广，评论员平时受的训练也越来越专，他在框架结构、语态表达、创新表达方面可能更加专业一点。以评论部为主，但并不代表我们不吸收外部的力量。现在反而更加促进我们向外部力量去请教、借脑还有合作。像写香港的“任仲平”，香港的“任仲平”我们就是跟香港的记者进行合作，还派我们的评论员到香港进行采访，跟香港的各界精英、名流、政府官员、普通百姓进行广泛的交流。另外像纪念我党95周年的“任仲平”，我们就会请一堆的专家，还有政府官员，汲取他们的思想营养进行一些创作，这个可能是进入到新阶段以后“任仲平”呈现出来的一些变化。
主持人
谢谢姜老师给我们揭秘“任仲平”文章，我相信大家一定对“任仲平”文章幕后故事非常感兴趣。于总，您在参与组织或撰写这么多年重大新闻评论过程当中，有没有令您难忘的经历和心得体会，我们借此机会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嘉宾于宁
这方面故事不是太多。
主持人
重大的新闻评论的过程当中印象深刻的应该很多，所以很难去举出一两个例子是吗？
嘉宾于宁
对，好像没有特别生动的、特别什么的那种故事，不像记者去采访。当时因为评论部人很少，只有6个人，所以一般出不去。
主持人
出去采访没时间。
嘉宾于宁
对，很少。
主持人
是这样。
嘉宾于宁
所以也很困难，我们也想多出去跑跑，接触一下实际，有这样一个局限性。对于人民日报来讲评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是报纸的旗帜，大家都是从这里面来看中央的政策意见思想。所以说故事不是很多，评论是一个苦差事。
主持人
要动脑筋。
嘉宾于宁
中央的政策要很熟，底下的情况跑不下去要通过一些报道、内参和记者反映的情况掌握一些详情。所以那个时候人又少，出不去。我记得开十三大的时候，那个时候领导让我去写十三大的社论，不巧我母亲住院，癌症做手术，我又不好请假，可是又要照顾老太太，这样就很纠结，要尽忠尽孝，我就白天去参加会，写稿子，晚上到医院陪母亲，白天由我妹妹，晚上我在那陪床，这样坚持了几天，总算最后完成了任务。十三大要有开幕的社论，闭幕的社论，一中全会的社论，因为那会儿领导交待给我这样一个任务，我也要努力去完成，尽管家里有这样的一个困难也要想办法来克服。我们部里其他同志也有类似的情况，人很少任务重，这种情况下就要把个人的利益、个人的问题摆在后面，一定要完成好报社领导交给的任务，因为都知道人民日报评论的地位和影响，大家都全力以赴，虽然人不多，但是当时大家心很齐，也很努力，还是比较出活的。经过了那么一段困难的时期，因为好几年一共只有6个人，外边我们物色好的都不愿意来。
主持人
而且还很累。
嘉宾于宁
很累，确定是需要有一点奉献精神。
主持人
老一辈的我们人民日报人身上的精神，可能姜老师也感受颇深。
姜赟
我特别有感触，确实评论是一个很苦的工作，有时候我们自己开玩笑，我们经常的工作状态是头一抬天就黑了，头再一抬天就黑了，因为我们现在有版面，还有夜班。还有另外一句话，我相信于总更加感同身受的是，我们没有一个时间感，我们没有正常人的时间感。
主持人
是作息吗？
姜赟
不是作息，比如你生日，节假日，或者春分，这种时间感一点都没有，往往是，比如冬至的时候，家人提醒你的时候你才知道，我们的时间感可能真真正正的融入到了国家大事中。就像于总的记忆时间坐标是在十三大召开、十四大召开，然后看看当时自己的生活是什么样，延续至今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有时候回忆自己的生活细节的时候，可能对表的时间坐标是十八大的时候，十九大的时候或者两会的时候，这可能是评论员非常特殊的一个状态。而且像于总说他母亲得癌症在医院的时候他在写社论，其实那样的一个难度和强度我是很能够感同身受的。我认为社论是人民日报第一难的评论品种，我是把它排在第一位的，因为社论不是一个写的问题，它是非常需要你有一个很高深的理论水平和对大政方针的把握水平，还有对社会水温触摸到位的水平，不仅仅是写的。很多人看社论是这么一种样式，但是一般人不会写那种文章，所以在我们看来，超越写的层面其实是最难的。
主持人
你们现在多少人？
姜赟
20来人。
主持人
已经三倍多了。
姜赟
两倍多了。
嘉宾于宁
但是他们的任务比我们那会儿任务量大多了。
主持人
姜老师现在负责新媒体评论，评论里面还分很多种类型。
姜赟
比于总那个时候评论品种更多了。
主持人
刚刚姜老师提出要超出写范围的社论是更难的。我们接下来想请教于总，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难在哪，既要很准确的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同时还要贴近老百姓，让老百姓觉得这个东西不是高高在上的，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是不是难在这儿，跟我们讲讲。
嘉宾于宁
是这样，我们在编辑部写评论就是要时刻做好一声令下就出击的准备。对中央的政策要很熟悉，要注意学习、掌握、领会。另外对下情也要了解，特别是对老百姓的心思要能摸得准，通过各种渠道了解社情民意，这样你讲的东西，宣传中央的政策方针，才能够说到群众的心里去，说到群众的心坎上，让群众听了以后觉得是那么回事，信服你。而不是命令式的，你必须怎么怎么样，这样是不行的。所以要对一些社情民意尽可能通过各种渠道来理解和掌握，这也是难度很大的，怎么做好这个结合，我们经常要在这方面下功夫。
主持人
姜老师，于总他们当年写评论既要掌握国家的方针政策又要贴近老百姓心里，现在新媒体评论是不是也是这样？还是会略有变化？
姜赟
其实要求是一以贯之。因为我们知道评论它是一个观点，所以思潮的形成、倾向的走势、民情的变动、时风的塑造莫不与观点，换一种说法就是与评论有关系。像我们不管是传统的版面评论还是新媒体评论，正确的引导舆论始终是我们党报评论君神圣的职责。其实在正确引导舆论方面，我们怎么达成的，这个有很多的原则，对我们来说始终不变的是像于总刚才说的，把握党中央的大政方针，现在来讲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写评论的时候要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并不是一个套话而是我们真实的实践，因为你只有学好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你才能够自带党中央的望远镜、潜视境，当你去接触社会的热点、民生的读点，还是一些痛点也好，你观察这些现象的高度、深度和角度会变的大不一样。另外我们也坚持每一篇文章都是主流价值的出口，所以你在社会热点里面你如何让读者更加理性客观、更加能够全面地看待这些现象。包括我们以前做的江歌案、红黄蓝幼儿园的事，还有山东的于欢案。那个时候你会看人民日报的评论跟其他市场化评论不一样，比如我们是从来不会做一些偏激共振的叙述，那你是在人为的撕裂社会共识。为什么到今天为止，网友越来越形成一种惯习，那就是每逢大事，每逢社会热点，他都要看看人民日报评论是怎么说的。他更加期待看到不一样的或者比偏激更加理性的观点。
主持人
是。
姜赟
说到接地气，跟于总他们那个时候说的对下情的掌握是一样的。其实刚才于总已经讲到，用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你不要穿着中山装在踱方步，你不要板着面孔去说套话，其实我们要用更多带有“粘泥土”、“带露水”的群众语言。于总跟您汇报，比老一辈的评论员好了一点的是，现在正因为人多了，然后大家有机会到地方上去调研了，走一走了，比您那个时候在人力上还宽松一点，我们慢慢的就更能够和读者形成很多共鸣和沟通，所以也能更让我们贴近读者，也是让读者更加接近我们。
主持人
谢谢姜老师的分享。于总你刚刚听完姜老师他在说人民日报现在的评论部叫“新媒体评论”，人民日报我们说是传统媒体，但是现在我们也要进军网络舆论阵地，你怎么看待现在人民日报作为传统的权威的媒体在进军新媒市场上的这样一些融合的做法，从您的角度给我们讲讲您的看法。
嘉宾于宁
我觉得他们现在做的非常好，远远超过我们老评论工作者，这个面很大，因为现在新媒体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我们做媒体的不仅要面向老年人、中年人，更要面向年轻的一代，因为我们国家、我们党的希望都在未来，都在年轻一代身上。现在年轻人接受很多信息都是通过网络，因为他有很快的这样一个特点，而且他可以选择。过去媒体的方式因为是纸媒体，再一个是广播、电视，我们作为报社的人主要是通过报纸来表达我们的一些意见，反映一些群众的呼声。但是网络现在更快、更广，而且年轻人大量的主要是通过新媒体来接受很多信息的。如果我们这一步不跟上去，不能适应年轻一代接受信息的这样一种方式的改变，我们就会落后于时代了。现在又叫融媒体，就是都融合起来。
主持人
对，人民网也是人民日报融合当中一个体现。
嘉宾于宁
所以我感觉非常高兴，也要很好的向他们学习。
主持人
谢谢于总。我们接下来说一个比较轻松的。因为我听说于总平常喜欢集邮和摄影，分享一些您的爱好和您生活当中的小故事。因为我看您现在的精神非常好，精神健硕，是不是跟您的爱好也有关系。
嘉宾于宁
过去年轻的时候搞过一点集邮。
主持人
今天没带点集邮成果跟我们分享一下。
嘉宾于宁
评论曾经有过一次关系是这样。有一年世乒赛，当时没有准备发声，也没弄搞评论文章，以为成绩不会特别好，但是那次出乎意料，几个冠军都是我们国家的，当时李瑞环同志管这个，晚上给人民日报来指令要发一篇社论，这个时候体育组的同志已经都走了，因为原来计划里面没有这个，世乒赛已经结束了，就完了，后说来要发一个社论，晚上社领导找到我了，吃完晚饭要来写一篇社论。幸亏比赛我也看了一些，有一些现场的东西，不然很困难，无米之炊，七块奖牌都拿到了，奖牌是什么名字我想在社论里说一下，可是也记不全，也不像现在有网络。
主持人
百度上搜一下。
嘉宾于宁
后来我一查原来发过一套邮票是世乒赛的几个奖杯的邮票，我就把邮票查了一下，这样七个奖杯的名字全在邮票上了。
姜赟
评论员的爱好都跟国家大事挂钩。
嘉宾于宁
后来我跟领导报告的时候，社论有送审规定，要送主管的领导送审，来不及，还是发评论员文章，他就同意了，结果后来发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就有这么一点小故事。
主持人
所以集邮这个爱好你后来就一直坚持下去了，说不定哪天在工作当中就能帮上忙。
姜赟
也可见于总当时倚马可待的功夫。
主持人
那摄影呢，摄影上是不是也是跟工作没有关系？还是您平时就特别喜欢这方面。
嘉宾于宁
摄影是原来我最早在基层搞通讯报道工作，在内蒙古的时候，报道组就是搞文字和摄影的，那会儿有一点小的基础，当然那个很浅薄。后来我要退的时候，中国新闻摄影学会换届，因为我在管华东分社、华南分社的时候比较注重摄影，这两个分社的同志也都会摄影，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就把我给选上了，我都是门外汉，跟着他们学。
主持人
我看您现在还喜欢拿一个小的卡片机。
嘉宾于宁
有幸跟您坐在一块聊，我想一定要拍个照片。
主持人
姜老师现在作为评论记者，是不是也喜欢在外面的时候用摄影的工具来拍一些故事、新闻画面，也应该有这样的习惯。
姜赟
摄影对我们来说只是生活的调剂品了。现在因为老坐着，其实我们评论员都有腰肌劳损的问题，有位同事，我亲眼见过他跪着写稿，大家应该不会想像得到，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得跪着写稿？为什么跪着写稿？因为这个腰没有办法坐，达到那种程度。刚才于总说的评论员的苦差事也就体现在这儿。我们经常说一个好的摄影，它其实是能够让你锻炼起来，因为你要跋山涉水，它其实是自然而然的能够锻炼起来，也期待于总能够带着我们去摄影，让我们也好好锻炼一下。
嘉宾于宁
评论和摄影还是有一点联姻的。我在评论部的时候搞今日谈嘛，那个时候订奶非常困难，每家都限制。我清早时候去取牛奶，当时评论部有一个刘国昌，他写了一篇“今日谈”，就是反映“怎么取奶难”的事儿，我看了以后觉得挺好的。那天早晨，我们排队取牛奶，大清早六点多就到西门外对面的小区排队取奶，队伍很长，我就跟他建议，你认识不认识摄影组，总编室下面的摄影组，不是摄影部，你让他们来给拍一下。后来“今日谈”上配上这一张照片发了，就叫“取奶长蛇何时了”，就是文字跟图片结合起来了。
主持人
更说明问题了。好，时间关系今天我们聊的非常的开心，我们今天因为有这样一个机缘也是源于人民日报创刊70周。6月15日就是那个大日子，还有一个星期就到了，最后也请二位给我们人民日报说几句祝福的话，对年轻人有一些寄语，我们请于总您先来。
嘉宾于宁
希望我们人民日报融媒体，不光是纸质的还有网络各种新的媒体能够在以人民日报创刊70周年为新的起点，办的更加让中央满意，让老百姓欢迎，让世界关注。
主持人
好，谢谢于总，姜老师是年轻一代优秀记者的代表，我们也请您寄语人民日报，寄语我们更多的年轻记者。
姜赟
70周年风云一纸书，我在这里也是希望人民日报越办越好，中流砥柱、定海神针的底色越擦越亮，也希望广大网友越来越爱看人民日报，不管是这张报纸还是我们的新媒体，希望你们都喜欢，谢谢。
主持人
谢谢，非常感谢姜老师。再次谢谢于总，谢谢姜老师，今天通过二位的分享，我们看到了两代人民日报人身上的勤勉敬业和专业，非常感谢二位，谢谢你们。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节目，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