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炯才 资料图

当时年轻的李炯才作为《南洋商报》记者，随团访问万隆会议，并有机会采访了时任中国总理的周恩来，在采访中，当周恩来总理得知，他是来自新加坡的华人，就鼓励他说，海外的华人也要积极参加政治，正是周恩来总理的这番话，种下了他日后投身政坛的种子。

本文摘自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杜平：新加坡地处东南亚腹地，独特的地理位置，带来了发展的契机，同样也深陷大国外交的博弈当中，当时对新加坡影响最大的两个邻国，马来西亚和印尼，因为种族和政治的原因，与新加坡时有摩擦，这也就迫使新加坡展开了灵活柔韧的外交征途，李光耀深知国际影响力对小国外交的作用，所以对“新加坡”这一品牌的推销，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以国际会议为例，仅仅在2013年这一年，就有994次涵盖政治、军事、经贸等领域的国际会议在新加坡举办，位居世界第一，李光耀巧妙搭建起国际会议的场所，借此大大提升的新加坡的国际知名度和外交影响力，让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地位并驾齐驱，在东南亚国家当中脱颖而出。

解说：2015年6月5日，第28届东南亚运动会在新加坡国家体育场开幕，这是东南亚运动会时隔绝22年，重回新加坡，在接下来的十多天里，来自东南亚11个国家的近7000名运动员，将展开激烈角逐，今年适逢新加坡建国50周年，这一东南亚最盛大的体育赛事，在新加坡的举行也被赋予了一些特殊的意义。

从1959年开始，东南亚运动会的前身，东南亚半岛运动会就以在泰国曼谷举办，这一区域运动会的发起人，希望利用这一运动竞技的平台，促进东南亚地区国家的联系，加强各国间的团结和理解，这一想法的出现，也反应了当时的历史背景，二战前后的东南亚，经历了多年战火的摧残，和反殖民主义的斗争，许多国家都还在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动荡的政治局势之中徘徊，这一时期新加坡一边忙于争取自己的命运，另一边又需要面对周边外交的难题。

严孟达（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员前副总编辑）：李光耀所带领的行动党，他们一开始，1954年成立的时候一开始就是说，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在马来西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包括马来亚半岛跟新加坡，是当做一个国家。

解说：那个时候，马来亚联合邦已经在两年前获得独立，从政治和经济方面来看，新加坡的执政者都认为，与马来亚合并符合新加坡的利益，对于马来亚当局来说，新加坡虽是弹丸之地，但却在英国的筑造之下，已成为亚洲重要的货运与军事港口，再加上新马当时，均面临共产主义的冲击，使得合并似乎正当其时，不过，虽然合并符合眼下利益，但新加坡做出的这一选择，却因两地迥然的种族结构和敏感的政治博弈，埋下了矛盾的种子。

李炯才（新加坡开国元勋外交部前高级政务部长）：有一天要合并了，他（李光耀）问我，你觉得（马来亚总理）东姑·阿都拉曼怎么样，我说马来人，我跟他讲，认为国家是他的，其他的都是外人。

解说：马来人之上的观念，从马来亚独立前就已经存在，随着马来人反抗英国殖民，争取马来亚独立，这种观念更加在马来亚根深蒂固，而这种观念正是李光耀等马来亚领导人希望打破的，这也成为新加坡与马来亚领导层分歧的开端，除此之外，新马合并超过使华人比例超过51%，使人民行动党在马来亚政坛中，拥有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李光耀用马来语演讲：如果我在家里能够自如地以母语交谈，不表示我不效忠马来西亚。

解说：而李光耀在马来亚议会中的一次马来语演讲，更是让马来族官员大为震惊，也身受刺激。

李炯才：我告诉他一个故事，（小时候）有一天我从学校回来，碰到七个马来人，他们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们，（他们说）看我做什么，要不要打，我说我没有看你，想打吗，我告诉李光耀这个故事，马来人不准你看他，东姑也是一样，东姑不允许一个华人做总理的。

解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合并之后两年的摩擦，使新马矛盾彻底激化，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被迫退出马来亚联邦之后，走上独立之路。

陈企业（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所长）：建国初期，新加坡面对的困难太大了，为什么？军队都没有，一无所有，很多人认为新加坡不具备国家的资格，所以李光耀就哭了。

解说：虽然独立，但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矛盾并未立刻消除，因为担心有一天会受到马来西亚或印尼的侵略，新加坡积极寻求国际承认，于1965年9月21日加入联合国，同年10月，加入英联邦，1967年加8月8日，新加坡又协助成立了东盟，从那时起，新加坡就更加坚拒一边倒政策，对于一个夹缝求生的小国来说，越多大国介入区域事务，就越多互相制衡，区域安全也就越有保障。

同一时期，刚刚独立尚未站稳脚跟的新加坡，又陷入与另一个邻邦印尼的纷争当中。1965年3月，两名印尼军人在新加坡乌节路制造了“麦唐纳大厦爆炸事件”，三名新加坡人被炸身亡，事件起因源于印尼对新马合并冲击印尼地位的担忧，于是屡次制造事端，破坏新马的稳定，这两名印尼军人事后被抓获，并被判处死刑，印尼总统苏哈托上台后，要求新加坡不要处死这两人，但是遭到李光耀拒绝，于是最终变为要求新加坡，交还二人遗体，当遗体抵达印尼，反新加坡的示威再次被点燃。

李炯才：（印尼人）用那个尸体在雅加达示威，暴动示威，差一点烧掉我们大使馆，我们大使心脏病回来，九个月没有大使。

解说：面对降至冰点的新印关系，为避免南北两面守敌，新加坡迫切需要改善这一状况，于是李炯才临危授命，成为新一任驻印尼大使，到了印尼之后，李炯才开始研究了解爪哇人的思维和精神，也费劲心思结识苏哈托的亲信，终于在他的努力牵线之下，得以安排到李光耀和苏哈托的会面。

李炯才：李光耀叫我回来，第一句怎么样变成苏哈托的朋友，我说怎么样的朋友，做生意的朋友，搞政治的朋友，社交，（他说）我要真正的朋友，好朋友，你要做他的好朋友，（我说）你不要生气，我要建议你要雅加达访问的时候，英雄墓放花，我们吊死两个人在隔壁，也去放花。

解说：由于苏哈托是个地地道道的爪哇军人，爪哇人相信到死者墓前撒花能够安抚亡魂，于是李炯才建议李光耀到印尼的英雄坟场献花，同时也到那两个被新加坡处死的印尼军人的墓前献花。

李炯才：放花的时候，印尼很多将军流泪，很感动，第二天（印尼）报纸，李光耀胸怀很大，所以因为这一点点花，他跟苏哈托的友情建立起来了，互相相信，所以18年新加坡（和印尼）没有事情。

解说：就这样，新加坡从当时可谓“四面楚歌”的周边环境中，左突右撞，也在若即若离时紧时缓的国家关系中，积累了宝贵的外交经验。

这张照片拍摄于1975年，中间的是李炯才，左边是时任新加坡外交部长拉惹勒南，右边则是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是李炯才与周恩来总理的第二次见面，到现在老人家依然清晰记得第一次与周恩来见面的情景，那是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

李炯才：我记得1955年碰到周恩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你们华侨华人应该搞政治，参加政治。

解说：当时年轻的李炯才作为《南洋商报》记者，随团访问万隆会议，并有机会采访了时任中国总理的周恩来，在采访中，当周恩来总理得知，他是来自新加坡的华人，就鼓励他说，海外的华人也要积极参加政治，正是周恩来总理的这番话，种下了他日后投身政坛的种子。

1970年代，随着中苏交恶等国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提出“一条线和一个面”的战略思想，争取团结各国政府共同对付苏联在东南亚的势力扩张，成为重要目标，同时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中国也开始逐步调整对新加坡的政策，与此同时，新加坡政府也对中国释出善意，1971年10月25日，新加坡发表公告，并在联合国投票赞成当时由阿尔巴尼亚提出的，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方案，1975年3月，李光耀派新加坡外长拉惹勒南率代表团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抱病接见了他们，并且认出了20年前，万隆会议上采访过他的李炯才，得知当年的那个报社记者，现在已经是新加坡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周总理非常高兴。

李炯才：（我们）跟周恩来解释，新加坡的地理环境都是很多排华的，我们不能够承认中国，让他们先承认，我们最后，我们这样安排的，所以后来一个个的，新加坡最后承认。

解说：那次会面，也拉开了新加坡与中国从敌对走向关系正常化的序幕，新加坡也借这次访问，向中国表达了两国建交路上，所面临的阻碍。

李炯才：后来我们走了不久，周总理就去世了，我就带李光耀去中国，第一次，1976年见了毛主席。

解说：在李光耀之后的回忆录中，他把与周恩来的擦身而过看作是人生中的一大遗憾，不过那一次访华，李光耀一行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冻结的中新关系也迎来了破冰的时刻。

杜平：中新两国关系本来就是千丝万缕，华人占大多数的新加坡，从历史上就与中国同属一源，虽然远在南洋，却见证和参与了近代中国的艰辛发展的历程，而抽身出来整理散乱的时间碎片，我们更会发现中国与新加坡之间，原来还存在着那么多的机缘巧合与似曾相识。

解说：中国沿海百姓下南洋自古有之，到晚清时期南洋的华人人数已达到一定的规模。

柯木林（新加坡历史学者）：根据1881年海峡殖民地的人口调查，当时的华族人口已经有八万六千人，八万六千人，在1886年的时候，已经增加到15万人，这一批华人迅速增加的结果，形成的在东南亚这一代已新马为主，尤其是新加坡算是华人势力最集中。

解说：清政府派人到新加坡巡查之后发现，这里的华人经济实力雄厚，而且虽然远在南洋，但心依然向着故土，因此提议在此设立领事，便于管理和协助这里的华人，这个时期新加坡呈现出清政府与英国争夺华人控制权，互相施加影响力的局面。

柯木林：（英国）他就来设立一个叫做华民护卫司，等于英国人在这里设立的一个特别政府部门，来管理华人事务的，华人护卫司先设立，然后才批准你中国领事设立。

解说：在此期间，洋务运动正在中国大地上布向巅峰，身在新加坡的华人也有幸目睹了清政府，这一老旧机器的最后一次转动。

柯木林：北洋水师来过新加坡，前后总共有三次，第一次来的时候，来新加坡主要是因为当时洋务运动，成立海军，跟英国、德国买船，在新加坡停留补给的一个中转站，第二次是在1890年4月的时候，这个是北洋海军成军之后，第一次拿到李鸿章的红头文件，正式的文件，又来南洋一带巡视，目的是宣扬国威。

1894年3月这一次北洋水师来新加坡，六个月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日甲午战争在1894年9月的时候爆发距离离开新加坡才六个月的时间，全军覆没。

解说：号称当时亚洲最强的北洋水师的覆灭标志着晚清政府最后一次试图扭转弱势的挣扎戛然而止，十几年后武昌城的一声枪声也预示着清政府的统治落下帷幕，而这一场革命的领导者也与新加坡有着特别的渊源。在新加坡的广东民路，一排排南洋风格的古旧小楼之间，同德书报社的牌匾就在其中，醒目而又饱经沧桑，走进屋内，迎面映入眼帘的孙中山铜像挂着的“中山先生纪念馆”牌匾，显示了这一书报社的不凡身份。

湛承宪（新加坡同德书报社社长）：这个书报社的成立，主要是孙中山先生，他所接触的华侨里面他就发现到年轻的一代，对祖国的认识一点都没有，连华文字讲华语都不能够。他认为这些就是将来建设新中国的人才，他就提议能不能够找一个地方，来教育他们，让他们有一个好的环境，来看来念华文。

解说：孙中山曾多次来到新加坡，谋划国内革命筹措经费，他将新加坡定为同盟会在南洋的总基地，也可看出他对这个地方的华人社会的重视。于是，同德书报社的设立作用相当于同盟会及之后国民党在南洋的文化和宣传组织，这一时期，新加坡还没有形成国家的概念，新加坡的华人大多都还效忠中华民国，大家心里都有着“落叶归根”的观念。这样的观念直到日本侵略战争的爆发，同仇敌忾保卫新加坡的呼声，激发了新加坡人对这片土地的珍惜，随着1950年代新加坡取得自治，又于1965年正式建国，从此之后新加坡这一以华人为主的多种族国家得以以崭新的面貌和角色重启与中国的关系发展。

在李光耀完成对中国的首次访问之后，中新两国之间的阴霾逐渐散去，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据知情人回忆这次会见成为李光耀的“一次难忘的经历”。特别是邓小平听了李光耀批评甚至是责难中国在华人和共产党问题上的政策做法后，不仅没有批驳反而问道，你要我怎么做，这使李光耀为之一震，邓小平惊人的谦虚坦诚和敢于正视批评的勇气，赢得了李光耀的敬重和信任。在邓小平对新加坡的那次访问之后，中国国内舆论对新加坡的评价有了微妙的变化。一年之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成为基本国策，就这样，一个更开放自由的中国的出现，也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开始逐渐融入国际大家庭中，中新关系也越加明朗。

新加坡刚刚建国之时，面临内忧外患，资源匮乏又要时刻警惕敌对邻邦的入侵，没过几年，驻扎在新加坡的英军又提出撤离，更加让新加坡领导者觉得，打造一支新加坡自己的强大国防力量的必要。

李炯才：独立以后，我们要训练我们的军队，没有军官，叫美国英国大家都不理，以色列（说），来我训练你们。

严孟达：那时候以色列就有向新加坡表示说，愿意帮助新加坡成立武装部队，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些（以色列）军官在新加坡武装部队里面，新加坡也有一些军官到以色列受训的。

解说：欧美不愿帮手，以色列主动伸出橄榄枝，但是这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外交难题。

李炯才：你要接受它训练，你就要承认以色列，承认以色列就得罪阿拉伯国家，所以什么人去安慰阿拉伯国家，就选到我，我发现埃及人最重要是面子，你留个面子给他，我就告诉拉惹勒南，你要承认以色列你要说你反对以色列占领别人的国家，他就这样做了没有事情了。

解说：与以色列的合作为新加坡军事力量的起步奠定了基础，不过，新加坡国土面积狭小，周边环境复杂等问题，成为新加坡的先天缺陷。

严孟达：新加坡的部队的受训因为受到空间的限制，战斗机飞上空就是别人的领空了，所以战斗机飞行员都是在外国受训在美国买飞机就在美国受训，在澳洲在澳大利亚，在欧洲都有，陆军的受训也有在好几个地方。

李光耀（新加坡建国总理）：谁说我们不脆弱，如果我们不脆弱为什么年复一年，要把国内生产总值的5%到6%用在国防上，难道我们疯了，我们的政府是很节俭的我们都很清楚。

解说：根据近年数据显示，在亚洲新加坡国防预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仅次于朝鲜，军人占人口比例及后备役期限也仅次于朝鲜。

严孟达：因为新加坡国民服役，从以前一开始是两年半的，我在服役的时候是两年半的，现在几年前开始缩短到两年，两年还是在全世界还是最长的，因为现在台湾也不过几个月，瑞士也是几个月时间。

解说：2012年，新加坡又使用国家预算中的24%约97亿美元进行国防建设，以潜艇来说，日本海上自卫队有16艘，韩国8艘，而城市国家的新加坡海军居然拥有6艘，吨位大小和性能与日韩相比并不逊色，在空军战机方面，新加坡空军最新的主力是美国F-15SG战机，数量多达24架，亚洲另一个使用国韩国为40架，套用李光耀的话，新加坡不是新西兰，他曾经提到新西兰因削减开支和重整战略，把空军缩小到只剩50多架战斗机，主要用在海上巡逻和运输方面，相比之下，新加坡的空军拥有超过400架战斗机来保卫仅有710平方公里的国土，当拥有了足够的军事权力之后，新加坡的领导者也很清楚，军事权力是平衡政治的筹码，二者的作用缺一不可。

李光耀：我们不脆弱吗，他们只要围堵我们，我们就死定了，我们的海道若被印尼切断商业活动就全部停顿，我们是怎么回应，是联合国理事会加上自身的国防力量，及同美国签订的战略框架协定。

解说：对于新加坡外交哲学的形成，执掌新加坡最高权力长达30年的李光耀居功甚伟，他没有采取一般小国为求生存而与大国结盟的方式，不一面倒靠向某个特定大国，反而积极推动新加坡获取权力和权力平衡的策略。当美国势力横扫东南亚，他欢迎苏联介入，1966年新苏签订了贸易协定，1968年与苏联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苏联将它在亚洲最大的大使馆设在新加坡，新加坡首任外交部长拉惹勒南曾公开表示，新加坡欢迎苏联和日本在内的地区外势力在新加坡和东南亚的利益增长，如果本地区只受制于一个大国新加坡会面临严重的麻烦。

陈企业：两只大象在吵架的时候，小国就好像地面上的草，给你糟蹋，我们找地方躲，游离在这两只巨象之间，两个大象造爱了我们也会给你压扁了，所以我们都要为自己找定位。

解说：当美军深陷越战泥沼，李光耀又成为为数不多的美国越战支持者，从1960年代末期，新加坡支持美国的越战政策允许美国军舰到新加坡补给和进行小规模休整。1970年代，美新关系更进一步，但是新加坡考虑国际关系中的平衡，并未向美国一面倒，因此未让美国驻军。同时，尽管新加坡非常需要军事援助，却仍然刻意向美国以外的国家引进军事装备，在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下，新加坡游刃有余，逐步走出建国初的困境。而几十年后，小小岛国已不再是地图上的一个小红点，而是能撬动大国外交的杠杆轴心。